1974年前后有好几个单位经中央批准来包钢调技术骨干，在我们之前已调走好几批去陕西汉中、河南平顶山、山东莱芜等地，我们也曾想调动，但是本单位不肯放行。后来广西工交政治部的宁钟一来包钢调人，我们向单位报告，经过争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成行了，包钢干部处还因此提了一些附带要求带走的名单。
在我们准备动身时，厂里的好友和木模车间的几位师傅主动帮我准备了好几个很大的包装箱，都是用旧木模拆下来的好松木板钉成的，我十分感谢他们的好意和友情。
我们是在1977年初离开包头的，动身那天，政治部的领导韦克、郭兴和同志和报社、广播站的不少同志一直送我们到火车站，有的还进到车厢里，依依不舍。记得有几十人到火车站来给我们送行，大多数是立成单位的，足见她的人缘之好。在我们调离包钢动身时，考虑到路途花费，我的好友陈端明主动借给我们3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我们到南宁一年后才寄还给他，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1995年初，我和立成一起再次回到包头，见到包钢许多老同志，特别是立成，离开包钢18年后又重返探望，受到报社以及老团委的同志们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分别参加了5次聚会，是一次难得的重逢，永生难忘。至今还保持联系的有老团委的王淑霞、回振田，老报社的丁德宝、张岫云、庄心敏和牛毅。
1977年初离开包钢时，搬家物品直接托运到南宁，全家轻装沿途经北京，看望了原上海团市委的领导徐惟诚同志一家，还有立成的表姐宋文江、黄豪和表妹宋宏瑞、何秉清两家。回扬州看望了父母和弟妹，回南通看望了内弟德贻、张迅一家和其他一些亲友。在上海看望了表弟龚永康、立成的好友黄允和上海团市委的张琴芳、曹琦、吕甜盛等多家，还探望了上海团市委的老领导杜淑贞、潘文铮、张浩波。在杭州看望了立成的姨母和好友朱秀芳两家。
我们2月初从内蒙古包头出发，3月份才到目的地广西南宁。动身时叶民坐火车免票，到南宁就要补票了，个子都长高了。到南宁报到后，我们先是住在自治区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岗位和住房。离开包头时，风天雪地，树木光秃秃的，穿着棉衣、戴着棉帽，越往南走，天越暖，树木草地越绿，到南宁更是花卉鲜艳，穿的衣服脱成单衣了，人的情绪也越来越高兴，叶民、葆青更是活泼好动，在招待所里人见人爱。
调到广西
去南宁报到
1977年初到南宁报到后，组织安排我在广西冶金研究所机械室工作，安排立成在广西冶金局办公室工作。家安排在冶金局大院里红楼三层南头，给我们两间房住，门对门隔一个走廊，公共的厨房、卫生间和水龙头。大约半年后搬到院门口的家属楼二楼的两居室宿舍里，有厨房、卫生间，卧室窗外就是街道。叶民转入民主路小学读五年级下学期，葆青转入一年级下学期。
广西冶金研究所坐落在南宁市长岗岭，紧靠铁路线，距离冶金局约二十多分钟自行车路程，所以午餐我常在所里吃。我到研究所后被安排在机械室，下面有钳工班、车工班和电工班等，人员不少。主任姓秦，壮族，自己说祖辈是中原迁徙来的。我的专业是铸造，和市里、自治区的铸造协会联系上了，参加了南宁市铸造行业调查，从1977年6月份至8月份3个月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南宁市有铸造的各厂（如南宁机械厂、冶矿厂、钢铁厂、铸造厂、缝纫机厂、衡器厂、汽配厂、减速机厂、第二机床厂、印刷机械厂、手拖厂、机床维修厂、区建机械厂等）和广西大学，也熟悉了全市的街道和市容。
立成到冶金局办公室工作不久，局里就分配她带领一个工作组下到各厂矿去调查了解工作一个多月。当年10月我去桂林蹲点，就再未回南宁工作，立成带着两个孩子，在南宁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工作也挺忙。当时自治区党委经常召开全自治区的电话会议，为了及时传达上级工作精神，立成经常连夜将电话会议的录音报告整理成文下发所属各矿区和所属单位。
叶民在民主路小学毕业后，转入南宁市十一中读初一，学校靠近冶金局大院。我们两个大人出差在外时，就由叶民在家照顾妹妹葆青，好在大院里单位有食堂，也方便。叶民还学会自己烙饼、煎鸡蛋，人小不够高，在锅台前垫两块砖，站在砖上操作，肚皮被锅沿烫了一条红印，还说不痛，好在有邻居关照，未出大事。叶民还自己用搓衣板洗衣服；暑假和小朋友一起到邕江游泳池学会了游泳；在家兴趣广泛，学养金鱼、养蚕，别的孩子养不好，可叶民都养得很好。
来到桂林
1977年10月，我参加冶金局组织的工作组，到桂林冶金机修厂（简称桂机）蹲点，这个厂子后来多次改名：机械厂、机械总厂，现名桂林桂冶实业有限公司。该厂坐落在桂林芦笛岩东南侧，桃花江东面，周围风景秀丽。该厂于1965年兴建，为广西有色金属矿山服务，提供备品备件，职工人数开始仅有三百多人，后来增加到一千一百多人，占地5万多平方米。铸钢、铸铁、铆焊、锻造、木模、机械加工、热处理、机修、露天仓库和库房（成品和毛坯），一应俱全，是计划经济下，典型的小而全的厂。工作组的组长是冶金局机动处副处长邱桂雄，成员有柳州钢铁厂的分厂党委书记韦元义、冶金局政治处的老廖和我。
一直工作到1978年4月，邱处长征求我的意见，询问我是否愿意留在桂林工作？我考虑到自己在桂林有用武之地，可以为国家效力。经过十年浩劫，深感虚度年华的遗憾，人生苦短，要抓住机遇，在余下时间里脚踏实地奋力工作，弥补损失，以报答党和国家培育之恩，而我的这个想法也得到了立成的支持。于是1978年4月我正式调桂林。立成带着两个孩子继续留在南宁工作。
1978年我深入调查了解了该厂铸钢车间的现状和历史以后，深感要改变铸钢车间的面貌，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就是如果铸钢车间的工作得不到提升，全厂的面貌就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优质机械产品。任务艰巨，就是要造就一支技术过硬的队伍，真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铸钢车间的各个工种几乎都是重体力劳动，粉尘、烟尘、高温是车间生产环境的特点，要想留住工人和技术干部，特别是留住他们的心，很不简单。而操作不规范不统一，工艺纪律不严格更是致命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靠我一个人是绝对不行的。第一要靠党支部，靠骨干队伍带头带动，大力表彰先进模范人物，提高荣誉感。第二要靠政策，在工资、生活福利待遇方面向重体力劳动者倾斜。第三要靠技术培训，统一操作规范，严格工艺纪律。
我向有关厂领导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向当时的厂长刘盛新建议到上海机修总厂请老工人来当老师，得到了支持。这是立竿见影、长远有效的措施。我深知，铸钢造型不但是体力活，而且是技术活，甚至是艺术活，所以没有基本功，没有相当的技艺是出不了好产品的。而基本功和技艺是不可能速成的，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练就的。
现在回头看，问题出现的根子在体制上。首先，工厂是附属于广西冶金局的国有企业，人事安排、生产任务、工资发放和原材料供应等，一切都由冶金局编制计划决定，工厂按指令执行。第二，工厂的“班底”人员主要是从各矿山“机修”单位抽调来的，管理和生产操作都基本上属于手工作坊模式。第三，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缺乏，同时没有激励机制培养人才。为了改变工厂落后面貌，冶金局已组织过多次工作组到厂蹲点工作，但收效甚微。这次，邱桂雄处长有眼光，给桂林厂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韦元义，他是老党员、壮族干部，在柳钢大企业有工作经验，留下担任厂党委书记；另一个是我，技术干部。这为提升桂林厂的水平起到了杠杆支撑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