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森”是我们设计院在深圳设的一个公司，退休以前我是这里的董事长，总经理姓龚，我就找到他，说：“我向你借10万块钱港币行吗？”
他说：“你借可以。”
我说：“我可什么押金都没有，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我带去香港的几个人算是能活了。至少我们有钱吃面包、交房租了。
不过就是有这些钱，也仅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要开展工作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贵人”，她就是曾任贸易部副部长的雷任民的女儿雷蓉，她已经入了香港籍，愿意跟我在香港展开合作。我说：“合作好啊，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连办公室都没有。”她就给我介绍了香港的一个房地产公司，这个公司是港澳控股，董事长非常神气，坐的是劳斯莱斯汽车，很有钱。他跟我讲：“我借给你200万，五年还，不要利息，你给我设计项目。”这样好啊，只要我能工作，很快就能赚了钱还给他。于是我就在香港买了一个公司的名号，我在湾仔很便宜地租下一间办公室，还雇了一个美国留学回来的人员，就这样几个人就在那里干起来了。
这家房地产公司要在朝阳门外交部大楼斜对面建一个华美达酒店，本来是北京市设计院给他做的设计方案，他不满意，想要中国民族形式的，于是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方案，他看了之后特别满意。这一个方案就给了我500万设计费，我马上还他200万，开支花了六十多万，还剩二百四十多万，我给中外建上交了50万，剩下的钱就是留作公司开支，我们每个人还发了奖金。
这个机遇对我来说的确很幸运，要是倒霉的话，我就“死”在香港了，连出路都没有了。就这样在香港我们逐渐发展起来，好多的港商都请我吃饭，想跟我拉关系，弄点活儿干，因为我们公司的牌子大，是建设部的牌子。后来有一个人和我很熟了，他说：“由先生，从来都是我们请你吃饭，你怎么从来不请我们呢？”我说：“我还没有签合同，等签了一个合同我就请你们吃饭。”其实虽然我们在香港发展得挺顺利，但是过得特别节省，尽量不花钱。
上海工作
在这个时候，在巴基斯坦工作时的翻译老丁找到我，他哥哥叫丁人俊，在上海搞房地产，他就把我从香港介绍到他哥哥那里。他的公司叫峻岭公司，跟几个香港人合作，让我当总工程师，盖峻岭大厦和长征医院门诊部。峻岭大厦本来他是找了一个香港人设计的，但是并不适合中国，连规范都不一样。我到上海之后又组织了民用设计院重新进行了设计。
我一生中最高级别的待遇大概就是这一次，一个月的工资4万港币，到上海还算是出差，每月还有5000块钱补贴，中午管一顿午餐，我就是吃早餐需要花钱。我一个人住在上海音乐学院对面的宾馆，都是对方出钱。这是我第一次感觉钱花不完。我在上海干了7个月，基础都做好了。随后我被查出患了直肠癌，于是就回到北京，1995年1月在北京进行了手术，之后一直住院修养。康复后，同年我又去了上海一趟，查看工程进度。
“交远”的业务
1996年我当了“交远”和“泛华”两个公司的顾问，“泛华”是一个半国营性质的设计施工公司，干部长是董事长。我在“泛华”的待遇并没有太高，就是给他们参谋一下。在“交远”做的工作可就多了。
“交远”是外交部下属的一个公司，在这里我主要参与了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改造、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邸的改造和总领事官邸的改造。去墨西哥考察时，是我和建筑师曲雷、外交部的两个人，还有一个施工人员，一行共五人。墨西哥给我的印象是污染太厉害了，让我觉得不舒服，感觉呼吸都有点困难。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两个月，进行了方案设计。
第二个项目是到柬埔寨。当时外交部交远公司谈了一个项目，要在湄公河边上建一个旅馆，让我去考察。那时柬埔寨刚打完仗，百废待兴。我往柬埔寨跑了好几趟，还见了金边市市长，开工典礼都剪彩了，设计都已经开始搞了，可惜很遗憾最后没有盖成。
重回也门
1998年八仙公司又找到我，其老板曾经到北大荒“上山下乡”。他在也门参加了一个宾馆的投标，但是自己又不会干，后来通过一个阿拉伯语的翻译间接地找到我，明确表示让我当他公司工程部的领导，让我来主事，这样我就去也门了。那里有会计、翻译、工程师，一共八九个人。不到半年时间，稳定下来，就做了一个宾馆，由黎巴嫩设计，也门的头号大资本家——赛义德投资，一共150个房间，倒是不算太大。
当时也中公司还存在，罗维桑听说我又到了也门，就请我吃饭，跟我讲：“希望你回来，还到也中公司来，无论他给你什么待遇，我都比他多。我给你一套房子，配司机和保姆。不过你那边别扔了，这边你也可以干。”于是我跟八仙公司商量之后，就当了也中公司的总经理，这是在1998年。
当时罗维桑自己要在亚丁搞一个面粉厂，我组织国内来的工人打桩，进行基础建设。打混凝土时我得在工地上看着，晚上就拿着一瓶冰的矿泉水降温，化了就喝。不过我年纪大了，不像年轻时那样抗折腾了，这样的环境太过辛苦，我实在有点儿顶不住了，基础快打完了，我告诉罗维桑：“我不干了，我回家了。”此时，我已经又在也门呆了两年。
至此，我退休后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不觉间又奔忙了八年。2000年底我回到国内。第二年夏天，我的两个女儿想让我到美国帮忙看孩子。她们都得工作，但是美国法律规定暑假不允许孩子一个人在家，于是我就到了美国，照看了两三个月的外孙。后来又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刚到加拿大就发生了“9·11事件”。在加拿大又住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
2001年回国后，2002年没有做什么工作，就当作休养。从2003年起，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一共做了三个公司。一个是“宝兰厦”，就是我现在的咨询公司，这个公司现在加上我一共四个人，主要做沙特和苏丹的工程咨询。
我在广州还成立了宝贤华瀚设计公司，六个股东合营，我是第二大股东，之前是叫事务所。当时国家允许私人开事务所，提供资质，但是一定要用建筑界有名望的人的名字才能成立，所以他们就打着我的名字去了，但是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能到广州进行管理，只能是遥控指挥。
另外，我在北京中外建又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是第八设计所，同时我还兼任中外建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但只是挂个名。这个公司现在搞地铁、车站的项目，是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个建筑师负责的。地铁项目现在签的合同已经将近3000万了，前景光明。
到目前还在进行的就是在苏丹的一个很大的工程项目，而还要请我当苏丹这个工程的技术顾问，苏丹这个项目如果完成了，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对很多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
如今我“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设计奖”也得了，建设部的设计二等奖也得了，商务部的“援外贡献奖章”也得了，我觉得满足了，我的事业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
积极发挥余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