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觉得单位攒下的钱就是为了给大伙盖房子。我拿的奖金不如所里的一个工程师多，我拿平均奖金的1.2倍。现在有个副院长当时是所长，就曾劝过我说：“你应该多拿，你是院长。”我说：“我要是多拿的话，我怎么去说服下面的人？”所以我的奖金一直拿得很少，这样做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工作。我给院里攒的钱就是为了盖房子，为了能改善大家的住房条件。我在会城门、翠微路盖了房。在我们院里盖的楼，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那是我们院级干部最后才分的房子，我说咱们得排在最后。当时还有的人主张：“咱们不要盖一套四间的，盖成两间两间的。”我说：“不行。两间两间的我也愿意，那就是两个厕所、两个厨房。但是那样面积不就浪费了吗？现在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家的住房问题。”
别人说我抠门，我就是抠门，没有办法。我抠门就是为了给院里多盖房子，盖房子能笼络住人，也解决了大家安居乐业的问题。所以车我都舍不得买，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坐上海牌汽车，到最后才买了一辆桑塔纳。我为什么不坐高档车？我觉得这是大伙儿的血汗钱，我宁愿给大伙儿盖房子，也不愿把钱花在这些排场方面。
到我退休的时候，基本上院里的职工住房都达标了，比如科长至少两室一厅，工程师是两室一厅，处长是三室一厅，院长是四室一厅的。不过设计院这种达标只是相对的，过几天又不平衡了，有的人走了房子不退，有的离退休了房子不退，又来新的人员向院里要房子。但是在这方面，我已经尽力了。既然作为院长就应该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我担任院长时，反而没有什么时间管理技术方面的事情了，有一个副院长专门负责技术把关，而我的任务就是处理各种各样的琐事。
当了这么多年的院长，我都能比较好地处理和领导、业主、群众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也是最累的。升职称得找我；涨工资得找我；员工都愿意出差，愿意到也门去，到深圳去，这个也找我；离婚的也找我，所以一天到晚，放下饭碗就接待，每天忙活到晚上11点，到那个时候脑子都谈得麻木了。所以我干脆吃完饭就到办公室去，有什么事到办公室找我，我离办公室很近，5分钟就到了。有时我老伴儿都说：“你最好在外边要一间房子，你吃完饭就接待，接到11点，都没法回家休息。”可想而知当时为了这些事情忙碌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也无怨无悔。
当院长的难处
做院长有很多的难处，远远不像以前只是单纯地做一个建筑师来得简单轻松。
当时市长协会的两个年轻人写了一部电视剧的剧本，内容是关于一个水利设计院的院长。他们拿到部里给司局长念完了以后，司局长说：“你们写得不像，你们去找由院长，让他给你们提点儿意见，改一改。”他们就来找我了。我听了以后告诉他们：“把院长写成什么样子就是对了？要写成一个‘孙子’，这是大伙的‘孙子’。”这并非是在开玩笑，而是我那些年当院长的真实感受。
那个电视剧后来播出了，表现的院长形象就是“孙子”，就是按照我提的建议而改编的。我们设计院是一个正局级单位，可居委会是什么级？派出所是什么级？但是我们惹得起谁？我们不是“孙子”又是什么呢？
有一个奥地利设计院的院长退休了，被武汉设计院邀请当了顾问。他来到北京，要到建设部的设计司谈一谈，这个设计司就在我们的办公楼里。他一看我这是设计院，就要找我谈。在我的办公室，他说：“我要给国家主席写信，要改革中国的设计制度。”
我说：“能给我们呼吁呼吁，那最好了。”“你现在的规模有多大？”“我有五个所、八个处。”
他很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搞这么特殊？你就搞一个办公室，全管了。你叫一个副院长管这个，你就能脱出身来了。”
“你这个意见特别好。但是我问你一件事，你在奥地利当院长，你管不管托儿所？”“我不管，我们院没有。”“托儿所我在管。你要不要管分房子？”“我们不分房子，都是自己买房子。”“我这得管。你管不管生孩子？”“不管。”“我也得管。我们院里一年生几个孩子都是有指标的，超过了就罚我，你管吗？”“我不管。”“那你看我这一个办公室管得过来吗？”“倒是有问题。那你有没有开除职工的权力？”“有。”“你开除多少？”
“一个开除的也没有。”“你职工怎么那么好？”“不是他们好，而是我怕他们。”“怎么会呢？”“我开除一个，他晚上砸我玻璃，谁管？”“警察不管吗？”“警察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正说着有人敲门进来，一看里面有人走了。他问：“你这儿没有秘书给你把把门吗？有人找你直接就来了？”我说：“就这样还说我是官僚主义呢，要是再有把门的话，我就别想活了。”
这个设计院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们谁也惹不起。有一天部里的人来找我，我说：“欢迎！连打扫卫生的来我都得接待，我惹得起你们吗？可我们辛苦了一年，你们管吗？”我们当时都按规定缴税，可就是税务局不检查，财政部也来大检查，这种检查更不讲理，他就是为了指标，就拼命地检查，连税务局给我们的免税证他们都说不行。直到后来找建设部、财务司去谈，这才能谈得通。有一回检查，我跟那个处长开玩笑，我说：“我要是有儿子，绝对不让他当院长。”他也笑了。像这样的事情，我都得扛着。
就这样，我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干七年，1992年在我60岁的时候正式退休。这七年的工作我自己还是满意的，依靠自己和同仁们的努力，把已经破败不堪的设计院重新带回了正轨，并且让它逐渐适应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培养了大量人才，使之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并切实改善了设计院工作人员的住房条件，解决了院里存在多年的住房问题。而且通过这些年做院长的经验，我对于管理的各个层面更加轻车熟路，让我在退休后发挥余热时，能驾轻就熟地处理各种事务。
香港发展
虽然1992年我就正式退休了，但是我还有足够的精力去发挥余热，所以退休之后我也没闲着，十几年里东奔西跑，过得非常充实，丝毫不比退休之前的工作轻松。我从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中国对外建筑总公司的董事长邀请我去当总工程师，管理设计部还兼管财务。因为部里的这些干部对财务不熟悉，我在国外管理过财务，于是就让我来负责。像我这样能管财务的总工程师可能还不多。我找到建设部侯捷部长申请了一个资质，又成立了一个下属于中外建的设计公司，就是现在的中外建设计公司。这一段时间干得很好。
做完这段工作之后，公司决定派我带五个人去香港，作驻港代表。可是一开始就给了我几万块钱，到了香港，租完住处钱就没有了。再向公司要钱，公司说没有，这可真把我愁坏了，半夜三点都睡不着觉，这叫我怎么活啊！我总不能拉着队伍回去吧，我没有这个权力，而且就这么回去的话叫人家怎么看呢。此情此景倒是颇像我刚参加工作时在苏联遭遇的窘境，既然当年那么艰难的条件我都能克服，在香港我也一定能找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