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张百发才批准由我们设计院来做这个项目，并跟北京市设计院说：“人家不让你干就别勉强了。”
还有中信公司那个“巧克力”大楼，荣毅仁一开始找到我，经过谈判决定由我们给他设计。可是随后北京市副市长兼建委主任赵鹏飞对荣毅仁说：“荣老板，你可以给建委设计所干，但是你会遇到很多麻烦的。”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让我们来干，那么申报、水、电等各个方面都会遇到困难。这样荣毅仁只得对我说：“算了，我们拿到北京市设计院干。”
发展策略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我不能坐以待毙。我提出了设计院发展的几条指导思想。
第一，“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因为我有这个条件，我在全国各地设点，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当时建设部说：“你国内还没有搞好呢，还开拓国际市场？”我说：“不管，我就是要争取这个市场，没有市场我怎么活？”
我在国内设了好多点，深圳的这个点是早开的，后来在大连、海南都设了点。但是国内的点很多长不了，为什么呢？就是由于中国的政策。在深圳有特区的政策，发奖金什么的都容易，到了大连就困难了，钱弄不出来，发不了。
国外的项目我也尽量做，也门的承包项目一直在继续。1989年我去苏联做项目，从海参崴一直到莫斯科，签了好多协议。在这些协议里面，海参崴就实现了连设计带施工，设计的保健中心才几千平米，设计费收了18万美元。这是在苏联的第一个设计工程项目。在海参崴时，在一家旅馆中，我问苏联设计人员：“这个旅馆你认为是几星级的？”他们竟然不知道“星级”的概念。通过沟通洽谈，他们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
后来我们和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工业设计院进行人员交换，魏院长带着四五个人在他们那儿待了三个月，我接收他们的人在中国工作三个多月。这样做是因为我离开苏联二十多年，我不了解那里的情况，技术发展怎么样？规范有什么改变？都不知道。我们去摸他们的底，他们也来摸我们的底。后来部里说：“老由，你总是这么闹腾，你把人都闹腾走了，你家里怎么办？”我开玩笑说：“最好了，走光了，我去看大门，我又省心，房子也不用盖了，他们去外面挣钱就完了。”
不仅在苏联，在美国我也搞了设计。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要搞一个紫禁城赌场。建设部部长都出面商讨相关事宜，甚至打算将来要把熊猫拉去，借给他们展出半年，于是就安排我去考察。去了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很多赌场，连赌场最机密的地方——监控室我都进去了，后来我们做了三个方案，对方都特别满意。
我就这样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市场的打开，为设计院的发展找到了出路，不再局限于北京一地而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这让设计院从困境之中慢慢走出。
第二，我在管理上提出三个“第一”的原则，“业主第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
我的这个想法却招来了领导的反对。
建设部的副部长跟我讲：“老由，你这个‘业主第一’就不对，这样的话，你怎么能给国家把关？怎么从政策上把关？等于你就听业主的，业主说什么就算什么。”
我说：“你给我活儿，我就不提这个。你敢惹业主吗？你惹他，他找别人干，不找我干了。你部里又不给我活儿，你又不让我这样提，我怎么做工程？”
我在会上讲：“你们要是砸我的饭碗，我就砸你们的饭碗。”那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是业主叫去时不去，去了就吃人家的饭。我说：“谁都不行！你实在需要车跟我说，院里给你办，要不你坐公共汽车去，谁都不许在业主那儿吃饭。”我们必须靠这样的纪律和信誉来抢占市场。
发展策略
第三，在组织上我珍惜人才，因为设计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我采取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我花钱“买人”。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学生“卖”四万，我花了20万“买”了五个建筑系的大学生。他们还没毕业，我就跟他们签订了合同，五年不允许出国，必须给院里干五年，五年以后愿意到哪儿都行。这五个学生现在就剩下一个，叫张祺，其他四个都走了。
第二个渠道就是“挖墙角”，我从湖南、从别的单位挖了一些技术好的人员。
第三个渠道，从学校里面要好学生，当时能给我们分配学生的有哈尔滨建工学院、重庆建工学院、天津大学，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建设部所属学校。我跟校长都谈好了，前几名的学生归我选，就是要挑选优秀的学生。这些学校也不负所望，真的都给我们输送好学生。崔恺就是从天津大学挑来的，现在是副院长，也是设计大师了。靠这个渠道我每年引进四五十个学生。
不过人才引进了，如何把他们留住才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当时对我最大的威胁就是人员出国，刚培养好，他就要走了；还有的下海，自己去干了。我用什么来控制呢？就是房子。首先要建单身宿舍，不能总是住在那样的小隔断房里，那样的条件怎么养活人呢？我拼命地盖房子，当时还是公家分房子，我宁可少发奖金，也要建房，用大房子把人拴住。如果人要走，就要把房子交出来，依靠这个办法，我留住了不少人才，现在也都成了气候。但是也走了不少，有的人为了离开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有这么两个人，他们想走，但我不同意，我觉得培养这么多人，刚成气候，又走了，我舍不得。他们最后跑到我的办公室，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让我走，我就不让你走，你就在办公室待着！”竟然把我锁在里面。之后保卫处处长来了，说：“你们这是犯错误，还敢把院长扣在屋子里囚禁起来了！”这才把我救出来了。从这件事上也可想而知，当年为了留住人才我们是费了多大的苦心。
在我以及后任者的努力下，人才方面设计院成果斐然，我刚退休的时候，设计院有七百多人。现在已经有四千多人了，不过这也是因为建设部四个直属院合并的结果。如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是6∶1，原来差不多是1∶1。
到1991年我们院在行业内的人均产值在全国名列第一，这是建筑学会统计的，但总产值不行，我们院才七百多人，北京市设计院有一千四百多人，总产值肯定不如它，但是人均产值我们是全国最高的。
在任的贡献
在其位，谋其政，我处在院长的位置上了，自然应当尽力而为，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
我能积极大胆地向上级提出合理的意见与要求，为设计院谋福利。当时设计费很低，设计旅馆一平方米才十几块钱。当时我给部里提意见：“中国的商品都涨价，就是两个东西不涨价，一个是废品不涨价，再一个是设计费不涨价。”当时我设计一个新大都饭店只有40万的设计费。现在当然多了，都几百万了，但在当时确实是很艰难。
我当院长这么多年，公家的车除了办公用，私事我没有用过一次。我们院的领导都是这样，公车不私用，所以群众看到我们还是以身作则的。当时招商局给我们两辆奔驰250，用来顶设计的费用，20万一辆。当时司机班、办公室都愿意要，但是我说“不要！”如果要下来，领导看见我坐奔驰车，肯定会有话说。如果不找我的麻烦，就会用他们自己的日本丰田车跟我换奔驰，这算是给我面子。弄不好就会查我：“你这是哪儿来的奔驰车？你凭什么坐奔驰？”另外群众在看着呢，让群众指责：“咱们院长还坐奔驰车呢！”这不是烧屁股么？所以我不要这两辆奔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