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那边有兵工厂，有一次厂子被日本人包围，牺牲了好多人，其中有不少是我们村参加八路军的村民。当时是夏天，天气太热，但在日本人走之前，还不敢去收尸。
记得有天夜里，八路军端了日本人的炮楼，早晨部队从我们村子经过。有一个场景我到现在也忘不了：担架上抬着一位部队首长，看上去好像已经牺牲了。旁边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警卫员，举着一件能遮挡光线的东西，挡着担架上的人，一边走，一边哭。
战争残酷血染遵化城墙
遵化县北靠长城，东临辽沈，西望京冀，南临津京，在燕山山脉南麓，是从北京经蓟县，去山海关、东北的必经之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本人占领遵化后，在城里做工事，把城墙挖了很多洞，里面挖空了，架上了枪，但从外面看去，还是完好的城墙。后来日本投降了，残余的汉奸、走狗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弄来梯子架在城墙上，有的梯子下面带轮子，有的不带，然后顺着梯子往上爬。
战事进行得异常艰辛，城墙久攻不下，后来终于取得胜利。那是1945年末，当时我12岁，跑了25里路进城去庆祝。那座城有四座城门，四个角楼，血从城墙上面流到下面，染红了每寸城墙。你可以想象当时战争的场面，爬梯子时有多少人被上面的刺刀扎下来或者被枪打下来，让人感觉到战争的残酷。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简单的墓碑，那是用松树扎的牌子，牌子上有一些白花，是为牺牲的烈士弄的。后来在城边儿修了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都没有名字，到底牺牲了哪些人，共有多少人牺牲，都已无法追溯。
骨肉分离父亲卧床不起
日本人来“清乡”的时候，修碉堡、挖壕沟，见到年轻人就会杀掉，大家都跑到承德避难。当时承德属伪“满洲国”，去之后可免一死。我们哥几个是青壮年，都是日本人的目标。大概是1943年末，我二哥去参加游击队，后来当了八路军，我大哥和三哥去了承德。他们去了以后，伪“满洲国”和遵化之间形成了一个无人区，从这儿通过的人都会被打死，该地带所有的村都被清光了。
抗日战争还没结束，一天晚上，我大哥和村里同去承德的人全都回来了，唯独不见三哥。我大哥讲：“我们要回来之前的那天晚上，老三病了走不动，没法一起回来。”我父母都不信：“肯定是路上死掉了，你们不愿告诉我，哪能你们都回来，就留他一个呢？”我大哥是百口难辨。
父亲很喜欢我三哥，因为他特别爱劳动，一大早就去捡柴、拾粪、做农活。他这一不回来，父亲一下就病倒了，而且再没起来。他想念三儿子，觉得他去了伪“满洲国”，再也没有回来。直至他临终的时候，看见谁都是他三儿子：“你是谁？我三儿子，你是老三！”
三哥回来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父亲见到他，高兴得不得了。三哥当时在承德学了个手艺，把带油的生羊皮经过软化、硝化做熟，再做成衣服。他文化水平有限，但是学习很努力认真，学到这个手艺后，正好赶上好时机。那时候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大军挺进东北，急需皮衣。他正好做了大量的皮衣，都给解放军送去，解放军给了我们一大笔钱。为能让父亲好起来，大家召开家庭会议，最后决定买地，让父亲高兴高兴，说不定冲一冲，病就好了。我们从地主手里买了好几十亩地，当时是抗日胜利以后、土改之前，这件事传到部队去，我在部队当营长的哥哥还受了一顿批评。上级批评他：“他们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就要土地改革了吗？白白送地主那么多粮食！”但尽管如此，我父亲的病也没好，而是日益加重。
父亲离世举家操办后事
1946年冬天，革命形势好转。我二哥四年没回过家，他是聂荣臻的手下，后来进入林彪部队。当他们部队接近我们这个地区时，二哥派他的司务长到家里看看。
战乱中身若浮萍
司务长来到我家，告诉我们二哥的情况，还关切地问我父亲：“您老人家想吃点什么啊？”我父亲说：“我想吃口水果。”夏天有水果吃，冬天就只能吃罐头，但那个时候，农民哪有罐头吃。这个司务长很重情义，跑到离我家130里的唐山，想方设法买了几瓶罐头回来。
在回来的路上，司务长遇到了狼群，他进狼就进，他停狼也停，狼群的眼睛跟灯笼似的一大堆。司务长后来说狼会打招呼，刚开始还少，后来越聚越多，变成一大群。他身上虽然有枪，但只有一颗子弹。于是就这么提心掉胆地，直到走进一个村子，狼群才散去。第二天晚上他赶到我们家，送来了罐头，说了这段经历之后就回了部队。回去之后他就病倒了，一躺就是两个月。
1947年，父亲病重，我的几个舅舅商议着怎么安排后事。二哥的部队刚好接近我们屯子。知道父亲病重的消息，他急急忙忙跟部队请了假，骑着大洋马回来。
回家见到父亲，问：“爸，您认得我吗？”
我爸看着他说：“你不是老三吗？”
二哥是条硬汉子，但在那个场合下，也不禁嚎啕大哭。
由于战争需要，二哥的部队逐渐接近我们村子。部队的卫生员给父亲打了强心针，父亲苏醒了，第二天早晨认出二哥来，缓声说：“你不是老二嘛，你不是在外面当兵吗？”这也许是回光返照吧，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
可能是因为二哥在部队表现好，也可能是因为部队太讲情义了，部队给我父亲大办后事，我们村历史上从没这么隆重过。从挽联到花圈，都是前所未有。然后备齐了农村所用各种祭祀用品，还有做的跟人一样大的大馒头，上面画着人、鬼的脸，送葬的时候抬着。
因为革命形势好转，凑巧二哥、三哥都回来了，我母亲当时特别羡慕地对我们说：“哎呀！你爸爸这一生，最后这么隆重，我走的时候你们都能在我身边吗？”
四哥被误抓险丧性命
父亲去世后，二哥重回部队。村里开始土地改革，分田地、分房子。东北解放战争要征兵，我和四哥去参军，结果人家要老四不要老五，我就回来了。四哥到部队集训，吐血了，因为不合格，他也回了家。
没到半年，突然一群人来村里说要抓逃兵，点名要抓我四哥。家里人让他跑，他脾气特别拧：“我跑什么，我光荣参军，他们不要我，让我回家，怎么现在又说我是逃兵。不行，我就得讲讲理。”结果就被绑起来抓走了。
四哥被抓到离我们屯子约二十多里路的东山，他们准备在那里集合之后再开往东北。我四哥想，回部队以后还是个逃兵，太不光荣了，逃了再参军，参军还光荣。结果逃的过程中被逮住，挂在树上被打晕死了两次。
审查人员盘问他是不是特务，四哥想：“我不能死在这儿啊，死也得死在自己家，得让我妈知道。”
他就编了个谎话：“我是特务，我跟我们村子的地主要暴动。”
“你暴动有武器吗？”
“有啊。”
“武器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