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主某一房间炕底下埋着呢！你不信去扒扒，准有。”
审查人员一听，急了：“走，给我回去！”就领着他回我们村，把地主的房子围起来，然后就开始挖。
四哥说：“你甭挖了，全是我编的假话，你就枪毙我得了，这个村子是我家，死了之后还有人给我收尸，你在那儿把我打死怎么办呢。”
写小说都没这么凑巧。他们在村东头挖，村里人就跑到我家说：“你们家老四回来了，在村东头呢，五花大绑的，你们还不赶快看看去！”这一说，我母亲和我嫂子急了，绊着小脚，噔噔噔噔的，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结果到那一看，抓四哥的人认识我嫂子，他是我哥手下的一个指导员，在前方受伤不能工作，就回来抓逃兵。
四哥死里逃生，之后就跟着那个指导员，去东北战场找到我二哥。四哥后来去了朝鲜，二哥到了军校。
小学求学一波三折
我上了两年四年级，因为家里反对，只上了一年高小。正是这一年的学习，使我有机会上初中、高中，甚至最后有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留苏学生。留苏经历不仅使我具备了严谨的科研素养，也使我收获了极珍贵的友谊。
当时的初等教育分初小、高小，前四年称初小，后两年叫高小。1942年-1945年，我读完了初小。由于当时战争处在拉锯状态，附近没有高小可上，于是我不能继续读高小了。到了冬天农闲又没事儿干，我心想反正没事儿干，干脆再读一年四年级。重读这一年为我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我再上学便一路平坦，什么都能理解，对我的一生都大有裨益。
1947年，蹲完两年四年级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条件念高小，但家里却不愿让我上学。家里说：“地里缺人，没时间给你，你愿意念五年级也可以，愿意念六年级也可以，但只给你一年时间。”我特别想继续读书，就四处托朋友为我说情。
当时高小的老师张仁朴也帮了我大忙，他非常理解我家不给时间的难处，让我参加了一次考试。考完他对我说：“你够资格，可以直接上六年级。”我特别感激他，要不是他让我用一年时间读完高小，我就没有机会上中学，也没有日后留学的机会。留学之后每次回国，我都请他来家里吃饭喝酒。
上高小的那年夏天，家里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每天下午为驴准备夜间吃的草料，主要就是劈高粱叶子。摘下高粱叶之后就会长出好高粱，但不能把上面的高粱叶子拿下来，只能摘中间的几片。家里已经给了我上学的机会，所以尽管每天下午回来要走上三里多路，我也乐此不疲。
小学时会考，几个屯子的人到一块儿考试，我得了第一，在我们区里也是有名的。虽说成绩好，但家里并没拿这当回事儿。大概还是初小（约1943年）的时候，我特别盼望能有一支用墨水写字的笔。后来来了一个卖笔的，我赶紧找家里要钱，结果召开家庭会议的结论是：“没钱给你买。”我只能接着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
我对小学的印象很深。我家所在的屯子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我家在东头住，附近有一个观音庙，西头有一个关帝庙，中间是个土地庙。我上的小学就在观音庙里，那是一个标准的庙宇建筑，很美。那个时候村村有庙，盖学堂也不容易，庙是最好的公共场所，因此我的初小、高小到中学全是在庙里上的。
庙里的西耳房里面住的是我的老师，东耳房里面住着看庙的人。东、西配殿就是我们上课的地方。钟楼里挂着个钟，全村就这一个，响一下，一两里外的人都能听见。下面是一个大操场。钟楼后面是男女厕所。进了二门就看到一个大松树，把整个院子都遮盖起来。
小学素描图（王殿儒 2011年绘制）
在初、高小学习的时候，我什么都学得很快，都愿意吸收。放学后就回家玩，从来不做作业。那个时候有拉锯战，我们处在游击区，经常会“跑反”，老师从来不布置作业。
不记得村里哪个大人出面，组织了我们儿童团，我还当了男孩团团长，填表时我开玩笑说：“我是团级干部。”儿童团不是很严密，大家不一定全体都到。主要任务就是统计我们男孩儿有多少人，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办。剩下的任务就是站岗、送信、唱歌、喊口号这些事情，小伙伴一天到晚高兴着呢！吃完晚饭集合起来，一边男孩，一边女孩，两边对唱，唱一些抗战的歌曲。
我还送过信，一封信上插上鸡毛，就表示机密，弄根火柴，就表示火急，不过我只送过鸡毛信。两里多路，全都是青纱帐，两个小朋友跑一趟就完成任务了，那边有人接，也不怎么害怕。
初中积极入团受重视
到1948年年末，革命形势已基本明朗，分田地已完成。我们原来买了那么多地，最后全分给别人。每人分到三亩地，虽然并不富裕，但家里的生活也逐渐稳定，我上学的阻力也不大了。我提出上中学，家人也同意了。
差不多有700个自然村的遵化县只有一所中学，是在原来“战时七中（后简称七中）”的基础上成立的。解放区人才缺乏，连记录、送信都不一定有人能干，所以紧急在原来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中学，即“七中”。后来没多久，国民党的军队攻进城里，七中就去打游击。1948年年底，当地彻底稳定了，七中才又回到遵化城，正式有了河北省遵化中学。我就是这个时候入学的，是遵化中学成立后的第一批学生。
上中学不用考试，学校给开个证明信就可以，也可能因为我是军属，而且学习成绩也不错。1949年春，我拿着小学给开的信，在城西南角的一个庙里报道。大家都住在一个耳房里，晚上在地上铺些草，草上垫一点东西，大家就席地而睡。人多地方窄，大家挨得很紧，翻身都要跟对方打招呼。这也说明当时社会亟需培养人才。
校团支部在我入学的那年春天成立，成立后不久，我就填表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闹虫灾的时候，团里组织大家步行50里路，到清东陵去打虫子。
开国大典那天，学校组织大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觉得播音员的声音特别庄重。1950年赶上“抗美援朝”，全国都在进行“抗美援朝”活动，急需一些有文化的人，当时小学毕业就算有文化。大家自愿报名去前线随军，我也报了名，但没有强烈要求。一般强烈要求的最后都能获得批准，不是特别强烈的，学校也选择一下，最后有三分之一的人去了朝鲜战场，有一些就把生命留在了异国国土上了。
学习环境艰苦
初中的学习条件相当艰苦，我们刚去的时候都用麻油灯（蓖麻籽打出油做成的油灯），连煤油灯都没有。晚上没有学习的条件，只能在宿舍待着。刚去的时候住了大半年的庙，差不多到初三年级，才变成六个人一屋，有了上下床。
离我们城几里路远，去清东陵的方向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成群结队从桥上过去，在桥下洗衣服。夏天我只有一件上衣，洗完以后就没有衣服穿。我想出一个办法，中午下课后赶快把衣服洗完晾起来，午休睡醒后，衣服也就能穿了。
学校离我们村子有25里，隔着三条河。有两条比较大，平时水很清，脱掉鞋子挽起裤管就能过去，但遇到雨季，河水上涨，就很难过去。由于离家远，出城还得请假，所以回家的机会少之又少。那时我实在想家了就请个假，到城门外站一会儿，朝着家的方向看一看，以宣泄想家的苦闷。一学期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因此感觉放假相当好，每次回到家，都要躺在妈妈身边待会儿，尽管那时我都快二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