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挑选参加专署培训
那时候遵化城里的人和从农村来的人有区别，从乡村来的学生政治上更可靠，而原住的城市人，因为各种关系，政治上显得不太可靠。（那时候讲“三代”，日本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城市人政治关系也许不纯。）
我在学校入团后，在某种意义上受到重视，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二年级暑假，我被学校选定到专署培训班去学习。一个行政专署要管好几个县，冀东区行政专署管唐山、北戴河一带，设在河北省昌黎县，离北戴河三十多里路。举办专署培训班主要是为了培养团干部。
我们同学几个，从遵化县坐敞篷车到唐山市，之后再转车去昌黎。去唐山是我第一次进城，第一次看电影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解放军进行曲》中“向前，向前，向前”唱得是豪情万丈。
到昌黎后参加集训班，每天吃完饭，大家一起学政治，学革命形势。记得学的是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除了学习，班里还组织我们在当地旅游，昌黎旁边就是秦皇岛，再走几步就是北戴河。初到北戴河，大开眼界。当地吃的东西都特别便宜，我们钱少，早晨花一毛钱就可以买一个螃蟹，个儿大，还很香，比现在的味儿浓多了。
集训回到学校后，我们继续初中的学习。因为学制改成暑假上学，所以我们比原计划多学了半年，初中一共学了三年半。到1952年暑假，我才通过学校推荐的方式升入高中。
初中积极入团受重视
合欢树下伤感毕业
毕业的时候，正是合欢树开花的季节，树上开着很多毛茸茸的火红的花，飘着细细的须，像羽毛一样，掉得满地都是，我们管它叫“合欢树”。
同学们要分别了，大家都有了挺深的感情。后来到了高中，大家又是在合欢树下毕业，各奔前程。所以一看到合欢树，就想起跟同学们分别的场景。后来我自己的公司搬迁到新厂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买合欢树，想栽满整个院子。活了两棵比较好的，后来因树枝碰到电线，我们就用石头坠一坠，让它横着长，结果把枝子弄断了。
我在初中有两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其中一个叫宋浩然，另一个跟我关系最好，叫朱其新。朱其新跟我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他家在唐山市，因为父亲参加了八路军，他和母亲被国民党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他的童年便在监狱中度过，后来他的母亲被国民党杀害了。
解放后，他父亲把他从监狱里接出来，让他在遵化这个革命老区的中学接受教育。他成了我们学校一个特殊的学生：穿着像个城里人，但是个儿不高，皮肤黑黑的。后来他跟我一起读高中，因为我们都算革命干部子弟，我算是“弟”，他算是“子”，所以我们关系比较好，常常一起看电影。
跟他在监狱里的生活相比，解放战争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快乐。他过分激动，对学习、事业过分努力，对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也过分热衷。比如参加班干部开会，讨论怎么团结同学，怎么不让同学之间打架等等，他都踊跃参与。做这些工作他觉得是极大的享受，甚至晚上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想着明天的工作，最后他由于过分激动，得了神经症。跟他说话，他还能听懂一些，但他一张口就是“又该干什么什么工作了”，“要做事，要好好团结”之类的话。
唐山没有精神病医院，我受学校委托，把他送到天津精神病医院。学校派我去，也是因为我俩的关系不错。老师有嘱咐，送到医院就行。我便告诉他我们是去看病，但没提去精神病院的事。把他送到后，我就回学校上课，再也没去医院探望过他。
后来他慢慢恢复了，又回来上学，毕业之后到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出国的缘故，我一直没跟他联系，最后终于了解到他在北大上学。一次回国的机会，我急急忙忙跑到北大去找他。
到北大，人家问：“你找谁？”
我说找朱其新，气氛一下子不对劲儿了。
“朱其新和你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我同学。”
他又问我现在在哪，我说在国外上学，刚回来。
他让我等一下，过一会儿，他们班干部来了，非常严肃地说：“我们正式通知你，朱其新已经叛党叛国，卧轨自杀了。”
后来了解到，他是对当时的形势，对一些政策、做法表示不满，但绝没反对的意思。他对当时的“大跃进”不满意，可能因此受到了批判，他也不服，最后选择了自杀。他父亲也不得不和他划清界限，和已经死了的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
“被迫”上高中“前途未卜”
1952年暑假我初中毕业了。毕业之后，我是无论如何不想上高中。我掐着指头算，上完高中后也没什么本领，也不能再上大学。既然上不了大学，上高中便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决定选择一个中技学校，学学开拖拉机。当时开拖拉机好比现在开火车，待遇不错，一个月能挣不少钱，还给两袋面。
但学校不同意，认为我平时学习成绩比较好，家里也不需要我这个劳力。组织从各方面衡量，觉得有必要对我重点培养，决定让我上高中。
既然组织已经决定，我就拿着介绍信去报了名，实际上自己并不想上高中，对未来也没有任何的想法和预料。
1952年，我在唐山一中开始了我为期三年的高中生涯。学校学生由四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城市人，也就是唐山市的人；一部分是从遵化县来的农村人；还有几个算是职位比较高的革命干部的后代；最后一部分是华侨，他们也是学校里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新中国成立后，到南洋打工的一些人发迹，在国外立了足，希望把孩子送回国上学，于是出现了“回国潮”。我们学校有二十多个华侨，来自印尼、马来西亚，他们的穿着打扮、说话方式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祖国给他们非常优厚的待遇以及各方面的照顾，学校还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团结华侨。
那时不在庙里上学，但是学校有个教堂，当礼堂使用。唐山市一中历史悠久，2002年是学校建校100周年。历经三次搬迁，已经度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当年的学校已不复存在。如今唐山市一中排在河北省中学前几位，进了这个学校，上大学就有了保障。
高中印象最深的事件就是斯大林去世。刚开始我们得知斯大林生病了，之后广播里便天天通报病情。有天晚上，大喇叭里广播斯大林去世了，全校师生痛哭流涕，觉得世界无产阶级失掉了一位伟大的领袖，那个记忆太深了。
那时候看电影称得上是高级享受。朱其新的父亲别的零花钱不给，但是专门给他看电影的钱，还要求他一个星期必须看一场电影，让他受教育。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到，差不多半个月看一次，大部分都是和我一起去。那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要从学校走15里路到电影院。
在唐山上了三年学，一年回家两次，寒暑假各一次。学校离家有130里，回家得花钱坐个敞篷车，从早上开始坐，下午三点多可以到家。赶上晴天，车一开，尘土飞扬，头发脸上全是土。但那时大家情绪都很高，一路唱歌，在车上打啊闹啊，非常高兴。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用掸子噼里啪啦地把身上的土打掉，才能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