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放假回家的时候就教我读《三字经》、《龙文边影》、《论语》，我年龄稍大一点时候，还教了我几篇古文，如《陋室铭》、《桃花源记》等。有一次教我背书，不知因为什么我一直在笑也不背书，他问笑什么，我还莫明其妙地笑，他急了，轻轻地在我头上拍了一巴掌，我才把书背完，这是我一生受到父亲的唯一的一次惩罚。
后来父亲因不满于教书生活，曾投笔从戎考入了冯玉祥的军官训练班，考了第一名。冯部的操练相当艰苦，仅单扛一项就非常人可以承受，还有双扛、木马、跨越障碍等诸多项目。父亲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上级便让他到连队当文书。
军官没当成却当个文书，他郁郁不得志，便乘冯玉祥西撤的时候脱离了冯部。
在失意之下，父亲曾经投奔少林寺，欲入佛门，但少林主持知道他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便不予收留，他只好回到家乡重执教鞭。
“七七事变”后，他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山东省南华县游击队，后成为中共南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时期的游击生活更加坚苦，于是他积劳成疾，于1942年病逝，享年47岁。
母亲张温氏
我的母亲勤劳善良，生了我们弟兄5人。我五弟在抗日时期夭折。母亲解放前长年吃斋念佛，解放之后因为要破除迷信，她才停止念经。我的兄弟多，所穿的衣服、鞋、袜、都需要她自己动手做，从奶奶手里分得棉花后她要经过轧、弹、纺、织、染几道工序，才能做成品。纺花时，她常在豆油灯下纺到半夜还不睡觉，是一位善良勤劳的母亲。她的身体健康，一直到1983年才病逝，享年91岁。
妻子刘惠芸
我的妻子刘惠芸，北京昌平人氏，家境殷实，从小衣食无忧。她在家中排行老六，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父母哥姐都对她疼爱有加，她应属于那种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师范毕业后，妻子担任小学教员，工作顺利，生活也比较如意。
1945年底，妻子经她五姐刘惠英女士介绍，与我相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了解，彼此情投意合，感情深厚，于1946年6月23日在北平长辛店南的赵辛店结婚。婚后，妻子不再任教，专心在家操持，两人的生活甜蜜，非常惬意。但因战事频繁，我俩聚少离多，不能长相厮守。虽然我们经济上不困难，但因战乱不断，难免提心吊胆。更何况，后来妻子又随我辗转大西南，过着颠沛流离，不得安宁的生活。此后，她的一生，可以说是苦难的一生。当她嫁给我时，我并未想到会因为我给她带来如此的苦难，如果知道，也许我会忍痛放弃，让她走一条更为平坦的路。
解放后，为了养家糊口，她曾到小学任教。那是在1952年到1954年间，我在河南省滑县教书，而她在海淀区三圣庵小学（该小学地址就是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近）任教。那时海淀还是农村，她在村里租了一间房子，带着一岁到六岁的三个孩子生活。虽然有我的老岳母帮忙，但又教书又抚育三个年幼的孩子，劳累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追随我，1954年暑假后，妻子从北京调到河南省滑县道口。当时，她在北京的工资比滑县的校长还高（可能是地区差异吧），这样一调动，她的工资从40多元降到30多元。但是，我们一家五口人终于聚在了一起！我把老母亲从山东老家接来，一家祖孙三代尽享天伦之乐。回想起来，那一年多的时间是我最为美满的一段生活经历。
好景不长，1955年10月，“肃反”一声霹雳又把我们两个人生生分开，从此天各一方，一别竟是20年。那年她才33岁，三个孩子一个8岁多，一个6岁多，一个刚4岁。她不但要承担孤独寂寞之苦，更要承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历次运动都让她担惊受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好在她为人谦和、业务突出、工作认真、群众关系好，学校领导对她并不另眼看待。县里还让她长期担任全县的普通话教师，每到假期，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普通话，都由她主讲。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平时就从不说三道四，运动来了，更是中规中矩，不会招灾惹祸，那么多次运动都没有被整过。可这并没有减少她政治上的压力，每当孩子的升学、就业时，她都要因为我的历史问题对孩子的影响而发愁。
在经济上的压力更不用说，单靠小学教师微薄的工资（后来，她一直领42元）养活三个孩子实在是捉襟见肘，那时妻子每月都要跟学校打借条。领工资还旧账，借新账，一月一月越压越多……这些常使她愁得夜里不能入睡，就此落下了头痛的毛病。没钱买菜，有点菜先让孩子们吃，她自己不吃菜，只吃白饭。长此以往，妻子就落下了不爱吃菜的毛病，老了以后总是因为不爱吃菜挨说。从不会做针线活的她，也学会了缝补衣服。她用自己那纤细的肩膀承担着常人难以承担的重担，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了以前的影子，为了孩子，她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外表柔弱、贤惠的妻子内心却是如此坚强！
196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女儿、儿子下乡插队，她就要求从县城调到乡下学校教书，以便照看插队的一儿一女。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也是一个有远见的母亲。在那个年代，很多家庭为生活所迫，早就让孩子参加工作，而她再受苦也不放弃让孩子们受教育。1958年，大女儿在滑县小学毕业，因为我的问题是没考上初中，妻子果断地把11岁多的大女儿送到北京我岳父岳母身边继续求学，才使大女儿不至于像和她有同样情况的同学那样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工作。我被捕后，妻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6岁的二女儿送到山东老家，可当她听说孩子在家没有上学的时候，毅然将她接回到身边读书。晚年时，她常为自己对改变两个女儿的命运所做的决定感到欣慰，说这是一生中做对的两件大事。
妻子一生中遭受的苦难，还包括晚年时饱受病痛的折磨。由于年轻时生活艰难，积劳成疾，妻子从50岁到离世前，一共做了六次手术：一次宫颈癌手术、三次乳腺癌手术、两次股骨头置换手术。切换了子宫、卵巢、输卵管、双侧乳房，双腿的股骨头都换成了金属的。2003年，最后一次股骨头置换手术没有做好，从此妻子再也没有站起来自己走路，多数时间都卧床，连坐起来都需要别人帮忙，直到2008年离世。
晚年的病痛折磨。让妻子受了不少罪，看着让人心痛，可是我也无法代替，只能在病床前小心伺候。从2001年妻子第一次摔断腿，到以后的七八年间，我把生活重心放在陪伴妻子上，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我的妻子值得我大书特书，她为我和孩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没有她的坚持，这个家是支撑不下去的！我欠她的太多了，再多的话也无法表达我对她的感情！妻子的爱，我今生无以为报，只有等到来世了……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妻子所在的学校——河南省滑县道口镇第一小学的领导和同事们这些年来对她的关心和照顾。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不仅不歧视她，还常在经济上接济她，在政治上帮助她，学校的补助金也常给她，帮她渡过难关。1958年，大女儿在滑县没考上初中，能到北京上学，多亏了王校长等领导给开了转学证明。1962年，大女儿要考高中，北京女二中发来外调函，调查我的问题，道口一小的冯校长没有给予回复。否则，北京女二中也不会录取大女儿上高中了。我衷心地感谢王校长、冯校长及众多滑县道口一小的老师们！
大女儿、女婿
大女儿张曼丽，于1946年12月生于北平妇产医院。她自幼聪慧活泼可爱，走到那里都是人见人爱，一双长着长睫毛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尤为引人喜爱。她说话的声音像银铃一样悦耳，亲朋好友都愿逗她玩，我岳父母更是喜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