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军校的生活是紧张严肃却又丰富多彩、充满朝气的。每逢星期日，同学们就都会三三两两地外出散心，有的去汉江中游泳，有的去城南拜将台（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地方，拜将台碑为冯玉祥所立）游览。
大概是1938年八九月的时候，在汉中北校场，我们一千多人集体宣誓加入了国民党。
在军校生活中有两件事值得回忆。
一件是挖防空洞。1938年正是日寇疯狂进攻中国的时期，对中国的大后方也经常进行轰炸，汉中作为重镇，自然难以幸免。因此，校方也必须采取防空措施，故我们在开课后不久就投入挖防空洞的作业，停止一切出操上课，全力以赴，整日在工地作业。工地在汉中城南城根，每班1个洞，洞与洞之间间隔10米，洞口高2米，宽1米，深15米。汉中城的城墙都是用砖砌的，非常坚固，挖起来也就比较费力，进度很慢，因作业面狭窄，只好两个人一班，轮流作业。挖出来的砖渣，就地平整在洞口左右地上，防止夜间进出防空洞绊倒人，就这样大概挖了一个月的样子，才完成任务。
防空洞挖得很辛苦，可是我们却一次也没用上。每次空袭的时候，我们都在野外进行演习，回城内防空洞恐怕来不及，只好就地利用地形进行隐蔽，等解除警报后再继续演习。
另一件事是搬运汽油和弹药。汉中有后勤部，后勤部有储存弹药、汽油的仓库，空袭中被日寇的飞机投弹命中（据说有汉奸打信号弹指引）起火。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损失，校方命令全校学生连夜搬运转移地点。
搬运汽油时，我们学生负责汽油的装卸。搬运弹药是由一千多人排成一字长蛇阵，互相传递。可能是怕暴露目标的原因，我们都是在夜间作业，整整搬了一夜，两只臂膀累得酸痛。
在搬运弹药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被炸的汽油燃烧的浓烟冲向高空的场景，在痛恨日寇的同时，我们更恨汉奸的无耻行径。
光阴似箭，转瞬间一年的军校生活就过去了。抗战的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每天都有无数的英雄烈士在前线流血牺牲。杀敌报国心切，1939年元月我们就提前毕业准备回山东打游击。想到要和小鬼子拼命，我心中燃烧着一把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毕业典礼后，校主任祝绍周（后调陕西省主席）点名，当他看到我面貌稚嫩、身材瘦矮时，就问我：“你能带兵打仗吗？”我坚决地回答：“能！”他又问：“你是否愿意留下和下期同学一块毕业？”我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想早一天到前方打仗。”他说：“你考虑一下罢，考虑好明天到我办公室找我。”第二天，我和另一个同学一块到了主任办公室，他很和蔼地问我是否已经考虑清楚，我又坚决地向他表达了我愿意回山东打游击的强烈意愿。见我如此执着，他便就说：“好！你们回去吧。”
恰在这时，航空委员会向军校要50个人，我就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下属的航空空军军士入伍生总队去了。离开学校之前，学校给每人发了一笔制装费，让我们到服装店去做了军装，买了武装带。军校发给每位学生一把佩剑，上刻有校长蒋中正训示的“成功”、“成仁”，十分神气。
航空委员会
航空委员会空军军士入伍生总队
抗战时期空军军官学校招生不足，因此“空军航空委员会”成立“飞行士学校”，招生对象以国内初中毕业生为主。初中毕业生不能报考军校，但可以报考空军军士学校。不论是军校还是士校，要被录取，最关键的似乎不是“学历”，好像也没什么认真的书面考试，但必须要通过一套严格的体检。每次报考空军的考生几千人，通过体检的通常只有几十人左右。
空军士校招考有许多不同科目，都以队来区分，有飞行士队、通讯队、射击队、机械队……但飞行士总是“天之骄子”，自以为是高人一等，还有些看不起其他的“士”。
招考到的学生都到重庆铜梁县旧市坝入伍，凡是那一时期进入空军学校的，都在这儿经过洗礼。正式的称呼是“空军入伍生总队”，最高军官是“总队长”。在由铜梁县进入旧市坝的营区范围内竖立起两根柱子，分别刻着“民族复兴路，空军第一关。”空军飞行军士学校大门上书写了两行字：“贪生怕死毋入航校，升官发财勿入此门。”
空军军士入伍生总队驻于四川铜梁，我们经过广元、成都、内江、重庆，逆嘉陵江而上，经合川到达铜梁。因为是新成立的单位，所以在我们和其他地方抽调的人员到达之前还没有学生。
学生们入校后被分成4个队，每队135人，我和我军校的同学们都是少尉班长，黄埔11期或12期的学长们任区队长，黄埔7期、8期的学长们任队长，总队长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曾任过张学良部的少将旅长。
每期学生入伍期是3个月，训练的都是步兵的课目，尤其重视体能锻炼，对单双杠、木马、平台、吊杆要求更严，每人必须要达到一定标准才算合格。
像单杠要举腿上，木马要并腿跳，平台要跪跳下……课目看似简单，但是如果不在这3个月之内付出极大的努力，想要达到要求水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按规定，少尉晋升中尉是一年半的时间，于是我在1940年6月晋升为中尉，职务由班长升为区队长。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有的同学虽然军衔升了，但职位仍然没动。
我虽然要学习训练，但毕竟远离战火。我总觉得前方战场上的将士们都在流血牺牲，浴血奋战，而我自己躲在大后方，实在是于心有愧。我时时寻找着去前线的机会，我所在队的少校队长要到前线去带兵打仗，我多次主动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带我一块走，可惜都遭到了他的拒绝，这让我很失望。
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
因为久久无法去前线参战，所以我的心情十分郁闷，于是我就在航空入伍生总队请了假，经过同事介绍于1941年春季来到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校长叫刘烔光（空军少将）。在那里，我仍然担任区队长，负责学生生活管理。飞行教练由空军教官负责。
成都空军军事飞行学校比较正规。住房是现代化的兵营，睡两人式铁床。吃饭有餐厅，厕所是抽水马桶，还有大礼堂……生活质量比原铜梁入伍生总队强多了。
我每天带学生到太平市机场，把学生交给飞行教官，我就没事了，等飞机课程结束再带学生归队，下午在队里由教官给他们上课。我利用这些时间进行自修，但这种安静的生活仍然没有带兵打仗的机会，我心里非常着急。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
正当我在飞行学校里摩拳擦掌的时候，身处大西北的胡宗南正在整军经武、厉兵秣马，准备与日寇作最后的决战。我想，到那里去参加战斗的机会一定会多些，因此我于1941年夏季，投奔西安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经一位同学的姐夫（黄埔6期毕业）介绍加入了七分校的行列。黄埔七分校主任就是胡宗南，指挥几个兵团，西北几省多是隶属于他的部队。
我到七分校被分配到入伍生团，准备到浙江接新生。不巧的是，此时我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就到学校医院去看病。医生简单地听了听、敲了敲，就批评我说：“怎么不早来看病，赶快住院。”医生是广东中山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医术十分高明，经他诊断，我得了肋膜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