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班结束后，我们回到陕西大荔军部，也办起训练班，使各连基层干部都会使用新武器，我负责传授使用战防枪这个科目，野外演习时负责指挥连的攻击，并和美国顾问一起侦察地形并写教案。讨论研究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
训练班办到一半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的夜晚。军部正在举行活动，戏剧团的演员正在台上唱着秦腔。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此言一出，戏场上马上炸了窝，大家成群结队跑到大街上，开始自动游行去了。大家边走边喊口号进行狂欢，还到商店买来鞭炮燃放，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狂欢的时候，路边有个人说一句“无聊”。大家正沉浸在抗战胜利的狂喜之中，自然都认为他是汉奸，于是就把他揪来揍了一顿。
挺进华北
抗战胜利了，训练班也在之后结束，我回到部队升为副营长，不久就渡过黄河，沿着同蒲路，挺进华北。
1945年9月份，部队进入山西进行战备行军。部队每天走七八十里路，下午三四点钟宿营，走五六天就休息一天。
过临汾后，沿途日军在岗楼上向中国部队敬礼，有时也有军官带队向中国部队敬礼的。我部昂首前进并不回礼，这使我充分感受到胜利的自豪。部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了两个月左右才到达榆次，接着又从阳泉坐火车出娘子关，抵达石家庄郊区附近，在石家庄驻了半个月。
这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打通平汉线，命令高树勋、上官云上由郑州率部北上，结果行军到河北磁县，便被刘伯承部队包围，于是我军奉命火速增援。
我们部队从元氏、高邑、赞皇等地急行军增援，但还没等到达高树勋所部被围地点，就得知了高树勋起义，其余部队被俘的消息。情况危急，我军立即折回返转石家庄，没停留就坐火车于1945年底抵达北平。我团驻京北沙河镇，师部驻南口，2营驻羊坊，1营驻昌平，军部驻月坛。
北平驻防
到北平不久在南口、沙河镇分别接受日本的投降，枪炮、马匹、车辆、被服，在沙河的日军向我团投降，我团副团长为受降官。
日军投降后，仅允许他们携带生活必需品，枪械辎重一律由我军接收。我团接收了日军一批战马。当时牵引辎重及骑兵均需马匹，而且日军的战马均为阿拉伯种大马，看上去威风凛凛。我们都十分高兴。不料，饲养了几天之后，马匹纷纷暴毙，我们不知其中缘由，就请兽医解剖了看，结果发现马匹胃中有大量铁砂。原来是日寇不甘战马被我军利用，上缴之前喂它们铁砂吃，其歹毒之心可见一斑。
李宗仁视察
在槐树岭营房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要来我师视察，我师准备以“团攻防对抗演习”来接受检阅，其间还有北平大学生夏令营的学生前来参观。
演习的场面很大，内容繁复。为了使参观的人便于了解演习的过程，必须有讲解员向李宗仁及其随员解说，这个工作由我师副师长担任，而我则负责向夏令营大学生解说演习。
为了不出差错，师长还在演习前叫副师长当面练习了一遍，可见上层对这次演习的重视。演习当天，我态度从容，言辞清晰，圆满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很受同事的赞羡。
与刘惠芸结婚
1945年，妻子刘惠芸摄于北平（今北京）
部队到达北平后，我营驻防北平北的沙河。沙河镇很大，平绥铁路在此镇设有一站。镇内有一所小学，有五六位教师，我常向学校借书，并因此认识了其中一位女教师刘惠英和另一位姓康的男教师。
刘惠英老师大概在30岁左右，下班后住在一间民房里。我从康老师那里了解到刘老师尚未结婚，也没有男朋友。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20岁左右才是女子结婚的合适年龄，再往后就是嫁不出去的老闺女了，这才知道北京有养大闺女的习俗，于是只能怪自己孤陋寡闻了。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想了解她是否抱有独身主义的思想和其他的人生态度，我和教我日语的刘继光先生一起到刘惠英老师住的地方，访谈了两次。我们的交谈仅仅是对人生态度的探讨，并没有丝毫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因素，因为她的年龄和姿容都不是我想象中妻子的模样。
也许是我两次去和她交谈引起了她的误会，认为我对她有所求。但是她也知道我俩不合适，于是就把她妹妹刘惠芸从家中带到沙河镇，再次拜访她时，她向我作了介绍。
相识之后，我惊讶于她的艳丽，她的雍容大方。我对她一见倾心。经过交谈，我得知她比我小1岁，属狗。在认识她以前，在梦中常常有条大狗拦路，我先是感到害怕，但觉得一个男子汉怎能因为一条狗就不敢走路？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从狗身旁边走过去，走过之后再回头看，那条狗却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次遇见刘惠芸这个属狗的人，我想这就是天意，这是上天的安排，是天作之合。说来也奇怪，自从认识刘惠芸之后，我也就再没梦见狗了。
我俩相识之后，由于她的宽容大度，我们相处62年，从没有过相左的意见，可以说亲密无间，鱼水交融。
我们相恋的时候，去过不少公园里散步，或是在沙河镇郊外小河边的树林里交谈，其间我也到过她家里拜望她的父母。
去拜望时，我的手里也没有拿些礼物，现在看来简直是不懂世故的傻小子。好在当时我们两个谈婚论嫁看的是人，而不是物，只要两人相互之间有爱情，就能相处之永久，只看到物质的重要性，这种爱情是不能牢固的。我的岳父也是宽容大度的，并不计较我的无礼，对我还优礼有加，招待非常热情。
抗战结束之后，连长以上的军人，都想解决个人家庭问题，我和刘惠芸经过几个月相恋之后，于1946年6月23日，在长辛店南的赵辛店举行了结婚典礼。典礼上岳母是主婚人，我的一位老营长是证婚人，其他来宾有几十人，场面还是很隆重而热闹的。
北平驻防
结婚后，没有度什么蜜月，在赵辛店住了几天，部队就移防西王佐村，我妻子刘惠芸就又赶到西王佐村。村子里有个桃林，去桃林就必须经过条小河。虽然水很浅，踏着石头就能过去，不过我俩去桃林都是我抱她过去的。
结婚之后，我们在北京地安门北月牙胡同租了两间房安顿下来。如果部队安顿下来，我就接她到部队，部队开拔的话，她就回北京家里。
事有凑巧，在我和刘惠芸相识之后，为了报答刘惠英的情谊，我又把刘惠英介绍给我的一个同学李玉堂，结果他们比我们俩还先结婚，算是婚姻上的闪电战，也算得上是皆大欢喜。
1946年八九月间，我营驻防京东双桥广播电台，任务相对比较轻松，日子比较悠闲。于是我就将我的新婚妻子接来，找了一间民房住下。
每天晚饭后，我们就去叶赫那拉氏的坟园散步。坟园很大，有将近百亩的面积。园内少有人，满眼的苍松翠柏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变幻成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我们两个人徜徉在那一片美景和心中满满的幸福之中，惬意无比。
乏了的时候，我们就并肩坐在石板供桌上休息。沉浸在幸福中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就从夕阳西下变成了繁星满天，我们俩就在夜色中缓缓地回到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