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次下了场大雨，蛤蟆桥下的河水水位升高很多，等雨停了，水退了之后，在岸边的沙地上出了一个大水坑，水坑里困了几条鱼，都有一斤多重，大家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鱼，就站在桥上看着它游，但没有一个人敢下去把它抓上来。
再一个是“捉天牛”，所谓“天牛”其实是一种昆虫，它的身体是黑色的，翅膀上长着小白点。现在城里的孩子应该都不知道，这都是农村的事儿。
下雨之后，很多天牛在头上乱飞，头上长着两只很长的触角，孩子们就追着这些天牛跑，用手、衣服、树叶子把它打下来捉住。天牛的头部有两个鼓起来的小包，就跟刺似的，不留意就会被扎一下，我们就在它脖子的部位系上线，用线穿成一串，然后烤着吃。把天牛的皮烧焦了以后，里面有的肉就已经熟了，味道很浓，特别好吃。
天牛大的有五六厘米那么长。记得最多的时候我能捉一桶，用绳拴在一起，拽着绳拖回家再烧着吃。小孩们在一起都有种竞争的天性，虽然不至于打起来，但是心里都有那种攀比的心理，看谁有本事能捉得多。小时候，吃这些东西一点儿都不害怕，就跟现在城里人吃小龙虾一样。
拾柴砍柴
村里的孩子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到田地里拾柴火、上山打草砍柴。秋收了，把高粱、玉米割剩下的茬子用小镐挖出来，把上面的土打掉，剩下须子和根，就拾回家做柴火，用这个烧饭、烧水、取暖。冬天用的柴火也是秋季拾来的，所以，秋天就尽量多积攒些柴火，放到一个专门储存柴火的屋子里，要是不够用就上山打柴。
我在四五岁的时候，也开始上山打草、砍柴或者拉一串杨树叶回家。有时候，我跟哥哥一起去，有时候跟小伙伴们一起去，要是碰不到一块，就自己单独去。现在想想，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些概念，山里头有豹子、豺狼等野兽，幸运的是，我们从来也没碰到过。
虽说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危险，但是打柴的时候摔倒，或者是被树枝弄伤的事儿常有，毕竟山路不比平地，碎石树枝到处都是。要是赶上了下雨就更糟糕了，那时候也没有天气预报，经常会被雨淋到。我们有时候就躲在树下边，那时候也不知道在树下边有被雷劈到的危险，看到树就去躲躲雨，避个一时半会儿雨就停下来了。
那条山沟是被雨水冲刷形成的，两边是陡壁，陡壁很高，老鹰借着地势的裂缝和悬崖峭壁上的坑洼，在沟边筑巢、产卵，看到老鹰在那里盘旋，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能不能也在比较低的地方挖个洞，下雨的时候可以去那里避雨，平时可以去那里玩儿。我曾经跟着母亲进山里边去赞皇县看望姑姑，姑姑家就住在窑洞里，当时觉得很新鲜。姑姑家那里是山区，住窑洞是前人留下来的传统，山坡地不方便盖房，建个窑洞既省钱又省事，冬暖夏凉，好处多啊。窑洞多了逐渐就形成了村庄。街道就在窑洞外，街坊邻居也可以相互串门。这也是我萌生出弄一个避雨洞的原因。
然后，我就跟哥哥、小伙伴们一起在山里挖了个洞，下雨时能避避雨，平时打柴也能跑去玩儿。工具只有镰刀，因为这个地方的土壤还是有点儿黏性的，如果是沙土的话就不能挖洞了，容易塌陷。后来，这个洞还真的起到了防空洞的作用，就在日本人“清乡”的时候，我们就跑到山沟里，有时候就到那个洞里面避难。
上山打柴时也有很多乐趣，比如穿杨树叶，就是把树叶叶柄的部分掰开，中间像针鼻儿一样，将另一个树叶插进去，两个叶子就连接上了；把插进去的这个叶子的柄掰开，再连接另外一个；又掰开又连上，拉成一串。回家的时候背着打到的草和砍下的树枝，手里拖着一串杨树叶回去，“哗啦哗啦”地一路上响个不停，觉得特别有意思。回家之后，再把这些杨树叶晒干，就能当柴烧了。
我们在打柴回来之后也经常做游戏。晚上孩子们都出来玩，在大街上“撞拐”，就是单腿蹦，这要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盘起来，用手扶着。俩人互相用这个抬起来的腿碰撞，看谁能把谁撞倒，赢了就能得到对方的一块木头。赢“撞拐”的方法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接撞，看谁的力气大，还有一种技术点儿的方法就是“挑”或者“压”，利用这种技巧也是能赢的。
还有一种玩法叫“逮抬”，就是用一块木头逮另外一块木头。在地上画两道杠，两人各站一边，我扔木头对方也扔，只要能过了对方的线，就算赢了，胜了还是赢一块木头。
玩这些东西的时候经常输赢各半，败者一般都不服气，输了以后就会骂上一句：“狗日的，明天再收拾你！”
过年
过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狂欢的日子。街道两边的大树上挂起纸糊的灯笼，这些灯笼很好看，不仅色彩艳丽，而且可以转动，利用灯笼里面的蜡烛或者小油灯燃烧时产生的热力，带着灯笼转动，这是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表演踩高跷的，估计是镇上组织的，到各个村表演，他们穿着戏装，做各种动作，我们这些小孩儿就跟着踩高跷的跑、看，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也很佩服他们的高超技艺。
大人、小孩儿都聚在街上，互相拜年，齐声说“过年好”。男娃子、女娃子都穿新衣、穿新鞋，在街上唱“穿新鞋，穿花衣，拍拍手，过新年”，都蹦蹦跳跳的，非常高兴。叔叔、大爷这些长辈们都在家等着小孩子们登门磕头。
过年的时候，家家都准备了丰盛的食物，有大馍馍、花卷、豆包、年糕，蒸好了以后放在大缸里，这些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才能做到的。特别是像炸丸子什么的，一般家庭是没有的，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吃过，只知道别人家过年的时候会吃，那时候看着条件好的人家很眼馋。
虽然家里没有好的条件，但我还是很期待过年的，因为过年吃得会比平时的稍微好一点儿，说不定还能吃上一顿饺子，而且还能穿上新衣服、新鞋，虽不能说是每年都做新的吧，但是都是比较新的。新衣服一般是穿几天就收了起来，明年再穿，要是长高了，衣服裤子不够长了，就接一截，或者换哥哥的给我穿。新鞋也要做得比较大，而且鞋后面做成开口的，就像现在的拉锁似的，小了可以放一放的，这样今年穿过了，明年还可以穿。
爷爷奶奶过世
1940年，爷爷奶奶的去世，让母亲跟我在家里没有了立足之地，我们娘俩去邵明村找父亲和哥哥。一家4口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生活的重担仍旧压得全家喘不过气……
小时候，生活在半工半农的家庭，生活很贫困。我对爷爷奶奶仅有一点点印象，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记得爷爷与父亲王心顺长期在外务工，先后在山西阳泉、河北井陉煤矿做工。爷爷在矿上是看大门的，父亲是锻工，就是打铁的，奶奶、母亲和大伯在家务农。
我们家住在村东头的一座小四合院里，我们一家人住在东房，爷爷奶奶住在南房，大伯住在北房，印象里大伯一直独身一个人，西房是牲口棚和存放柴火用的房子。
曾经我有一个姐姐，没有几岁就夭折了，我对她完全没有印象，都是后来母亲讲给我听的。在我5岁的时候，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大伯的品德不好，土话叫做“粑粑心”，就是说心不好，他在村民当中的声誉也不好。
爷爷奶奶去世以后，父亲带着我哥哥还在矿上做工，大伯就天天跟我母亲吵吵闹闹，嚷着要分家，母亲没办法，就带我投奔父亲，去了邵明矿。哥哥还专程回来接我跟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