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在闹洪灾，我们娘仨走出了黑城镇，沿着山一直走，趟过一条河，发现有一个村子里的农民们正在收麦子。那时候，因为灾荒，所以麦子很稀有，这些麦子虽然长得不是很好，但也不是颗粒无收。母亲就让哥哥去拔些麦子，我哥就去拔麦子，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喊：“快来抓偷麦子的啊！”原来人家村里有人在远处把守着呢。那时候，我哥才9岁，母亲就跟他摆手，不让他跑回来，他也还真机灵，就往另一个方向跑了。这些人一看还是个孩子，想来也是生活困难所迫，就没再往远处追了。我和母亲一直往前走，天黑的时候就到了邵明村。哥哥因为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自己能找到地方。我们在邵明村会合后，哥哥领着我和母亲到了父亲做工的地方。父亲就找了一间平房，我们一家就在这里住下了。
鬼子“清乡”
小时候，生活在半工半农的家庭，生活很贫困。我对爷爷奶奶仅有一点点印象，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记得爷爷与父亲王心顺长期在外务工，先后在山西阳泉、河北井陉煤矿做工。爷爷在矿上是看大门的，父亲是锻工，就是打铁的，奶奶、母亲和大伯在家务农。
我们家住在村东头的一座小四合院里，我们一家人住在东房，爷爷奶奶住在南房，大伯住在北房，印象里大伯一直独身一个人，西房是牲口棚和存放柴火用的房子。
曾经我有一个姐姐，没有几岁就夭折了，我对她完全没有印象，都是后来母亲讲给我听的。在我5岁的时候，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大伯的品德不好，土话叫做“粑粑心”，就是说心不好，他在村民当中的声誉也不好。
爷爷奶奶去世以后，父亲带着我哥哥还在矿上做工，大伯就天天跟我母亲吵吵闹闹，嚷着要分家，母亲没办法，就带我投奔父亲，去了邵明矿。哥哥还专程回来接我跟母亲。
当时，正在闹洪灾，我们娘仨走出了黑城镇，沿着山一直走，趟过一条河，发现有一个村子里的农民们正在收麦子。那时候，因为灾荒，所以麦子很稀有，这些麦子虽然长得不是很好，但也不是颗粒无收。母亲就让哥哥去拔些麦子，我哥就去拔麦子，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喊：“快来抓偷麦子的啊！”原来人家村里有人在远处把守着呢。那时候，我哥才9岁，母亲就跟他摆手，不让他跑回来，他也还真机灵，就往另一个方向跑了。这些人一看还是个孩子，想来也是生活困难所迫，就没再往远处追了。我和母亲一直往前走，天黑的时候就到了邵明村。哥哥因为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自己能找到地方。我们在邵明村会合后，哥哥领着我和母亲到了父亲做工的地方。父亲就找了一间平房，我们一家就在这里住下了。
把我卖给别人
那时候的灾荒非常严重，没有粮食，人们都是吃糠咽菜，把树皮都扒光了，什么榆树叶、榆树皮、杨树叶子、柳树叶子都吃，这些东西吃了之后，营养不足，人就会没有力气，腿就会浮肿。除了没有吃的，穿的也一样匮乏。很多人没鞋子穿，即使有鞋子也都穿成了前后都是大洞，这样的鞋子被我们戏称“眼睛鞋”。
那时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总是有上顿没下顿，很多人都饿得干瘦干瘦的，经常会看到路上的人走着走着，一弯身子就倒在了路上，饿死了。在我快6岁的时候，母亲打算把我卖给富裕人家，目的就是让我可以填饱肚子。把我卖了之后，人家到我家来领我走，母亲含着泪跟我说：“孩子，跟人走吧，他家有吃的，能吃饱肚子，省得跟我们都一块儿饿死！”当时，我只是使劲哭，硬是抱着屋子的一扇门，死活不走，心里想只要跨出这个门坎，就见不到爹娘了。僵持了很久，母亲一看我这样的坚持，就一咬牙把我留下了。多少次回忆到这段辛酸往事，我都会泪流不止。
拾煤核
母亲把我留了下来，又熬过些日子。父亲利用在煤矿工作的便利，让我们哥俩到煤矿上拾煤核。
那时候，煤矿也由日本人把守着，不让人随便进，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爸和我哥都在这儿工作过。”这样就让我进去了。我俩一人挎一个大篮子，篮子底下装着捡的废铁，上面盖一层煤块子、煤核。捡一大篮子，对我来说其实还挺沉的，那时候，我的个头也很小，挎着篮子很吃力。守卫的日本人一看是小孩子，打开看看就是一些煤核，也就不稀罕再检查下去了。
回家之后，我就把煤倒出来烧火，而那些铁交给父亲。父亲是铁匠，在院子里“叮叮哐哐”地打铁，做一些零活，打些刀子、剪子、镰刀、锤子等日用工具。父亲的手艺很高，解放后他被定为八级工。那时候是五天一次集市，我们哥俩就跟着父亲走几十里的路，到集市上去卖掉这些东西，用卖的钱换点儿烧饼、豆腐什么的来接济生活。
那段时间我们家就依靠偷点儿铁，拾点儿煤核，凑合着过日子。
意识到八路军的活动
当时，邵明村是有八路军或者是地下党活动的，我虽然小，但还是有些意识，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共产党的活动了。
因为我父亲的手艺很好，在当地都传开了，小有名气。有一次，我发现两个行为很诡秘的人来找我父亲，修一个像大油桶一样封闭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以修东西为幌子，拿出了一把手枪，要找枪的配件。然后父亲就“叮叮当当”用小锤打，打出来一个零件，配在枪上，几天以后就完成这个任务了。当时，我就觉得父亲真不简单，技术真的很高明，居然能够把枪的零件给配上，我对父亲充满敬佩之意。后来就意识到，这个人修枪干什么？很可能就是针对日本人的。这么说来，我的父亲也做了一件抗日的好事啊！
除了亲身经历的这件事之外，邵明村还发生了两件事。一件就是村里面有一家大户人家的人晚上被杀了，我们都去看热闹，就看见那家四合院的墙上都是血迹。而另一件就是没过几天，也是夜里的时候听到有人惨叫，不是普通的喊叫声，是断断续续的那种求救声，是从村北边的邵明矿上传出来的。第二天，就发现邵明矿里的一个荒废的煤井里有具尸体，估计是前一天晚上有人把他推下去了。这两次被杀死的人都是狗腿子、汉奸。
街头巷尾的人议论纷纷，我听人们说，是有人策划的，还比划着“八”的手势，意思是八路军干的。那时我就意识到，这是有人在反抗，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被日本人侵占，被国民党迫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人受奴役。
逃荒路上
1940年，我们全家在邵明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父亲就带着我们全家一起逃荒北上，来到当时离北平不远的宛平县门头沟去投奔父亲的师傅。
在逃荒临走的前夜，家里被偷了。可能是周围人知道我们全家要走，估计我们肯定会打包一些行李，晚上就偷偷摸摸地进了屋子。当时，只有母亲听见了动静，就喊父亲：“有动静！有动静！”但是也不敢太声张，害怕把小偷惹急了出什么意外。她想把父亲叫醒，但是父亲身高体胖，睡觉很沉，根本没醒，我那时还没有这个意识，哥哥也没发现。结果，前一天打包的两个包袱，全都被偷走了。
好在包袱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一些破衣服，父亲虽然报了案，但是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一家人离开邵明村后，先到了河北省柏乡县赵村的姥姥家。姥姥家的生活条件还是过得去的，比我们家强，能给我们提供一顿饱饭，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了。姥姥包了高粱面饺子给我们送行，因为我好些天没吃饭了，看到饺子就狠狠大吃了一顿，结果吃撑了，肚子疼，一宿没睡觉。在那待了一天一宿我们就继续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