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你让我下去吧，我妈她有病！”我听见后连忙苦苦哀求。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小心地瞧了下左右，这才把我放进筐中，偷偷地用绳子把我顺了下去。
井下又深又暗，到了竖井下面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母亲，母亲正跪在一个侧洞里，用铁锹艰难地挖着土，满头是汗。
“我来，你歇着。”我连忙去抢母亲的铁锹。
“谁让你来的？”母亲一见是我，十分生气。
“别说了，让造反派知道可就麻烦了。”旁边的大妈回过头看着我慌忙地说。
母亲更是二话不说就往外撵我：“你快回去，不能让他们的人看见，要不咱们都会出事的。你可别再添乱了。”
我看着母亲着急的样子，无奈地出了井，蹲在井边，等待着完工。
时间过得很慢，一直挖到深夜，当天分配的任务才算完成。母亲上来后，已经累得不成样子，我赶紧过去扶住母亲，忍着眼泪和母亲蹒跚着往家走。
“孩子，你可不要再掺和了。”母亲的声音有些虚弱。
“他们凭什么斗你？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很恼火。
“国家主席还挨批斗呢，我们算什么？”难得母亲想得那么开，我咬着嘴唇，不愿再顶撞母亲……
随后好长时间里，好像很多人都躲着我们家似的，连平时夸我懂事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们犯了什么法吗？还是这世道变了……
动荡岁月
路不拾遗
昨天去潘家园古玩市场，发现一块普通的民国时期的银圆已经值四百多块钱了，这使我想起一个有关现大洋的故事。
在“破四旧、立四新”时，常听说谁家又被造反派抄出金条啦、现洋啦，弄得人们都回家检查有没有这些“四旧”东西，若有的话就自行处理掉。还有的人害怕得把家中的旧照片也悄悄地烧掉啦！
一天放学回家，还没走到院门口，就见到许多人捂着鼻子在指着地上的东西说着什么。我上去一看，竟是一堆脏兮兮又有些发亮的东西，旁边的人告诉我说，这是现大洋，一个就是当时的一块钱。之后又给我讲了是如何发现这些银圆的。原来这些银圆是进城掏粪的农民捞出的，但他一个也没敢拿，原原本本地堆放在院子大门口一侧前院厕所的粪池旁。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雨，第二天我走出大门，看到这些银圆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白花花的摆在那里，而且就这样一连几天也无人问津。街坊们说这样也不是办法，就向街道干部上报了此事，后来还是街道上请来了红卫兵把这些东西清理了。当时数了数，一共是99块银元，人们都说着可能是谁家的100块银圆，少的那一块恐怕没有捞上来。
这是谁干的呢？怕纸币贬值，换成了金银，担惊受怕地存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现在竟落个悄悄倒掉的结果。
再说那个掏粪的农民，自己“根正苗红”，怕什么呢？怎么也能“见钱不眼红”呢？
如今想想，真感叹那个“路不拾遗”的年代。
言必称指示
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在互相揭发。学生揭发老师，孩子揭发父母，职工揭发领导，夫妻互揭，你一张大字报，我一个小传单。什么问题都揭发出来啦，大到政治问题，小到男女作风，五花八门，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人们个个“义愤填膺”，六亲不认……
记得有一个音乐教师，她私下和一个学生谈论文艺明星的事，只是内容涉及到了“文革旗手”，没想到被学生揭发出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蹲了大狱。
当时每次集会，单位上班，学校上课前都有一个仪式叫“四敬”。有一次一个领诵人因念错一个字被当场宣布逮捕。
在写文章和写信时，后面总要有祝福领袖的话，人们对“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几个字总是检查又检查，为这句话写错一个字而被送进监狱的大有人在。
1967 年时，我和同学们在包头东河区委门前合影留念
那个年代晚上入睡前，街道上若有敲锣打鼓，高音喇叭，那必是又有最高指示下达了。记得当时还没有电视，每天晚上八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当天若有新的最高指示，我们就被学校召集回去，连夜上街宣传。
有一阵子，你去商店买东西，若不背语录售货员都不理你。有一次我去买笔记本，询问价钱，人家只顾互相聊天对我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为人民服务，这个笔记本多少钱？”无奈我只能按当时的要求问。
“斗私批修，三毛五！”售货员迅速地回答道。
……
动荡岁月
一触即发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一下就能刺激得我亢奋起来了。但在“文革”那个年代，一个号召、一个广播、一篇文章就能马上激活我全身的每一条神经。
把时间回放到那个狂热的年代，这不，我们挤在了“大串联”的火车上，你看这座位上、座位下、地板上，就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谁想动一下还得左呼右唤……
突然广播里播出了一篇社论，说的是“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报道的是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学院）的学生徒步到北京的新闻。人们听完后，车厢里立即沸腾起来。我的同学向东十分激动，他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然后大声喊着：“人家徒步‘串联’，我们为什么坐火车？我们不能走着去吗？”
“对，我们也步行！”我接着他的话，振臂高呼道。车厢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嚷道：“咱们都下车，我们什么都不差，为什么不能步行？”随之附和的人也越来越多。
“咱们步行去延安吧，那可是革命圣地！”旁边几个外地的女同学激动地跟我们讲。
“对，我们下一站就下！”大家一拍即合，说做就做。
本来我们是要从包头坐火车去北京的，结果没挤上去就糊里糊涂地上了从东往西去的列车。这样我们四个同学就和这三个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的大姐姐一起在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下了车……
“延安在哪呀？”几个被问路的老乡吃惊地看着我们说：“那可远啦，过了黄河往盐池、定边那个方向走，起码得二十多天！”
我们一点也没有被这个数字吓倒，不知哪儿来的劲，齐声说：“走！”
随后我们很快订出了计划，每天最少走40公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也要坚持走下去，革命意志决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