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调整心态研究创作达高潮
这几年，我打赢了官司，出了专著，不仅没有垮掉，健康状况反而渐渐好了起来，这真是个奇迹。此间遇见不公正待遇时，我也有过暴跳如雷的时候，与他人争吵过。后来，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五六个学生来看望我，并送给我一本相册，里面还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健康是最好的报复。”我渐渐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可以说，学生们送给我的这句话使我终身受益。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告诉自己要好好活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发脾气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使我感触颇深，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山东烟台有位工人，刻苦钻研，有过许多发明创造，为国家节约了上亿资金，贡献很大。但是厂里将他的成绩都算在另一个工程师的头上，他感到不平，就找厂领导论理，领导非但不同情他，还给了他一顿批评。走投无路之下，他闹得比较过火，最后厂里开除了他。后来，他与妻子离了婚，最后驮着女儿来北京告状，虽然最后翻案了，但是他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属前车之鉴，从那之后，我学会了克制自己，遇见再令人愤恨的事情，我也不发脾气，自己化解掉。此外，我还加强了锻炼，通过一些传统功法的练习，我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身体也好了，神经衰弱的毛病也好了，原先我还患有沙眼，通过锻炼，气血通畅了，这毛病也就不见了，我的整个人如同经历了浴火重生一般。1989年11月，档案学院搞了一次体检活动，结果表明我的身体“未见明显异常”，同事们都很吃惊。
1989年11月，左言东体格检查表
在这一场长达5年的马拉松式版权纠纷期间，我虽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但此间我却达到了创作高峰。继《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版以后，我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撰写了50万字的《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要》，又与他人联名编著了《古代官制纵横谈》，约19万字。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要》与《古代官制纵横谈》
在此期间，我还撰写、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增订本，添加了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两部分的内容。此外，《先秦职官表》一书也基本上是在此期间整理完成的，只是出版工作推迟了好几年，最终于1994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先秦职官表》
在那样的困境中，我发愤著书，愈挫愈奋，做了在正常情况下都难以做到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后来我的一个老同学谈及此事时说：“我要是你，气都气死了，你居然还能写书！”的确，我若是消极悲观的话，就被外力给压垮了，可恰恰相反，我一边应付恶劣的环境，一边著书，而且效率颇高。在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时，我抱着一种信念，即：宁可人亡，也要书存。现在回想起这一段来，我自己都不可理解。这可能就是年少时积蓄的力量在“井喷”吧。儿时受革命环境影响，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后又经过解放战争的洗礼，锻炼出了不惧艰难坎坷的精神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再者，这一时间的迸发，与之前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那时，我背负着政治包袱，认真查阅资料，做好摘录工作，大致理清了知识脉络。可以说，没有先前的积累，就没有后面的成果。
“评调”未成
官司虽是了结了，但我的工作问题还没解决。为此，我曾多次找院长，要求给我安排工作，最后院长说我还是得回原来的教研室。但新上任的教研室主任不接收，不同意我回教研室工作。最后，经学院行政部门安排，让我去另外一个教研室，该教研室算是临时接收了我。在那里，我可以参加会议等，但他们没法安排我教课，因为该教研室所负责的是文书学，主要教授政府各类文书的写法。我对该内容比较生疏，无法授课。为此，我和学校人事处说明了情况。人事处很为难，建议我谋职其他单位，并承诺说，只要我找到单位接收，学校就给我评教授，让我带着教授的职称走，这个称之为“评调”。
后来，我把学校的意见告诉给了一位在北京的老同学，他也认为我只有这条路可以选择。此后，朋友们都为我寻找门路。当时的北京市高教局局长是江苏淮安人，是我的老乡，朋友们认为他可以帮上忙。为此，我的一个老乡专门请他吃了饭，请他帮忙为我解决工作问题。
后来，该局长打算将我介绍到人民大学二分校任教，因那儿正好有适合我的课程，但问题是该校校长是人大档案系毕业的，与原教研室主任关系不错，因此之故，我还是没能去成。所以在1991年间，虽有了接收我的教研室，但我只开开会，并没有教学任务，所以心里很着急。当时新华出版社让我编撰一本《职官大辞典》，我虽整天忙于此事，但在心里，我还是一直在忧虑自己的工作问题。
到了1991年底，我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至此，评调几乎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这时我已57岁了，再过两三年就退休了，没有单位愿意接收。
选修课获成功
学校对教师的工作量有规定，若是不达标的话，很可能会被要求提前退出教学舞台的，因为我之前有特殊情况，学校才没采用该项做法，但若继续下去，便不行了。为此，我于1992年3月在全校开了一门选修课，题目是“中国古代官制”（因为我已离开了原先的那个教研室，不能再讲授政治制度史）。但是选修课存在一个问题，若是有人选，我可以教课，若是没人选，这课便开不了。那时的大学生对古代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只要课程名称中带有“史”字，或是加上“古代”二字都不受欢迎，大多数学生喜欢与出国相关的、涉及切身利益的课，因为那时好多学生都想出国，都想了解出国有什么手续、对外礼仪是什么。当时有一门选修课，名为“涉外工作务实”，报名非常火爆，一下有几百人报名。
我所开设的选修课，第一学期有21人报名，但实际上课人数经常只有十个八个。选修课晚6点半开始，学生们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课堂冷冷清清的。第二学期开课后，还是很冷清，我是咬着牙上的。那时我住在朝阳区农光里，离人民大学很远，几乎是从北京城的东南角到西北角。晚上上选修课，我差不多中午就得过去，坐两个小时车后到学校，找间教室休息一下。有一天晚上上课，到6点半了，教室里还只有五六个学生，我说：“现在上课了。”结果，有几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不是来上课的，我们是来上自习的。”说完，走了三四个，教室里只剩下两个学生，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老家涟水人，对我的课比较重视。作为一个教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即便只有两个学生，课还是要讲。这是我最惨的一次讲课经历。
1993年上半年，我又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叫做“古代行政管理”。四五月中的一天，天下起了大雨，我打着伞赶到了教室，结果来了四个学生，虽然不多，但是我还算满意，因为他们是冒雨赶来上课的。这次授课，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这三个学期的选修课，对我来说的确是比较难熬的，但我又得咬牙上课，要不我就闲待着了。我在北京的老同学比较多，他们得知我的情况后，有的说：“你讲这种课有什么劲儿？”但是也有鼓励我的，比如我北撤时候的一位老同学，他比我大7岁，叫高玉金，北撤山东时，他对我很照顾，像大哥哥一样。那时在异乡过春节，我们几个小孩因想家就哭了，他想办法买了一把花生哄我们。后来提及此事，他说：“那时过年你哭鼻子是吧？后来我买把花生才把你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