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经整理后出版，并由李一氓作序，该书印行了很多次，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
对于这一讲座，浙江古籍出版社非常关注，后来，他们决定将讲座中的各个专题扩充成书，分类为《古代天文》、《古代地理》等，形成一套《青年文史丛书》。于是，浙江古籍出版社来北京找寻这些授课者，我因没有名气，所以他们费了很大一番心思才找到我，他们先是去了北大，后又来到人大，当打听到我住在朝阳区后，便又来我家中找我。见面后，他们对我说：“老师，你给我们写一本书吧。”我欣然答应，于是，我又下功夫，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将该书写了出来。
这本书的写作，我也是利用了课余时间，所以那段时间我异常忙碌。撰写文章时，我注意力很集中，有一次我在家写稿，妻子上班去了，孩子则在幼儿园，我在锅上坐上水后就忙着写稿去了，后来，铝盆都被烧穿了，闻到味道我才想起来烧水这回事。
左言东著《中国古代官制》
自调到人大后，我才得以有机会授课，还编写了教材，举办电视讲座，又出版了专著，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年还是不错的。可正当我即将迎来雨过天晴，可以一显身手时，却又出现了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版权之争
1982年我将政治制度史教材写出后，系里给我油印了一些，在课堂上使用之后，学生的反响普遍不错。这年秋天，教研室主任从美国回来，看到我写的教材后，他连连表扬：“写得不错，咱们可以出版啦！”当时还没有著作权一说，我对主任说：“这书出版的话，您的名字写在第一个，其他几个老师的名字也都写上。”后经教研室讨论通过，决定将教材送交人大出版社出版。不久，主任忽又改变了主意，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宣布说：“这本教材暂时不出版了，为了慎重起见，咱们重新写一本，分工编写。”
教研室主任突然一个人做了这样的决定，我很想不明白，因为书已写出，而且人大出版社等着要出版，这等于是扼杀我的成果了。后来，他布置每人写一段，我负责先秦两汉部分，另外一人负责第二段，他自己写清代部分。我没有重写，而是把之前写好的先秦两汉部分交给了他。
很快，内部铅印本出来了，印了5000册。当时全国高校政治制度史课没有教材，所以该书可以以教材的形式在全国高校发行。事后我还是有些想不通，便找系领导反映说：“这书一出，等于将我原来写的教材全作废了。”后来，系领导将我的意见转告给了教研室主任。大概在1983年4月，这位主任找我谈话，他说：“书是你写的，你可以自己到外面去联系出版。”意思是，我可以出版，但是人大出版社是不给出了，只能自己去找门路。
于是，我一边上课，一边为这本教材争取出版的机会。经杨老师介绍，我联系到了湖南的一家出版社，但其最终没有接受出版，至于什么原因，我已忘了。我们教研室有个女教师，爱人在外交部工作，跟世界知识出版社有联系，于是我通过这层关系联系到了该出版社，出版社看过之后觉得可以出版，便接受了。
教研室主任知道此事后，找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说：“这书你们不能出版，它的著作权有问题，如果你们出版了，便是侵权。”于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只好将书稿退还给了我。
此后，我又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联系。因之前该出版社曾为我出版过《中国古代官制》一书，我认识了该社编辑赵一生，我给他写信说明了情况，他让我将书稿寄给他。他看了后认为可以出版，遂报请领导批准决定正式出版。
那时所有的书决定出版时先会有一个新华书店的新书预告，即告知某书即将出版，让大家征订，并进行简单的介绍，写明作者及书的主要内容。新书出版预告出来后，教研室主任立即向系里做了反映，然后通过学校党委组织部出面阻挠该书的出版。本来，党委组织部是无权干涉此事的，因为这并不是党内问题，结果还是为教研室主任开了介绍信，对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加以阻挠。浙江古籍出版社认为对方没有侵权证据，所以还是决定出版。
后来，校纪委居然派人到国家版权局，说我侵权。为了该书的出版事宜，浙江古籍出版社将我的稿子与之前人大的内部铅印本一一比较，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坚持要出。但浙江古籍出版社不敢擅自作主，便专门来人请示国家版权局。与此同时，我也到了国家版权局。版权局的一位处长接待了我，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左言东。他接着便说：“哦，你侵权哪！”我问他为何这么说，他说这是学校的意见。后来，我将写作的经过细细与他说了一遍，这位处长改口说：“你没有侵权。”
经过浙江古籍出版社及我个人的一些努力，国家版权局作了最后裁定，认为该书不存在侵权问题，准以出版。大约在1985年底，浙江古籍出版社来京人员回社后，出版社党支部“五人领导”决定立即复印，当时书稿都已排好，出版社当即通知印刷厂正式开印。就在此时，教研室的人又去了一趟浙江古籍出版社。他们私下找到出版社的总编，许以条件，阻挠印刷。该总编是“五人领导”之一，答应了教研室的要求，向印刷厂去电，要求停止印刷——这时印刷厂已经开印了。
该书的责任编辑赵一生很关心书的印刷情况，有一次打电话到印刷厂，询问印刷进程。印刷厂的人说：“不是不让印了吗？总编辑来电话说不让印了。”赵编辑说：“之前那是出版社最高领导做的决定，怎么突然又改变了呢？”于是，赵编辑找到了出版社的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说：“那是我们集体的决定啊，后来谁通知的？”追问下来，总编说：“我通知的。”书记听后便责问他：“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这是我们集体的决定，你怎么可以自己决定更改？”总编也感到理亏，最终因为此事提出辞职。
此后，出版社通知印刷厂继续印刷，终于，此书在1986年出版发行。到了同年7月12日我生日当天，我接到了出版社寄来的书。当时我十分高兴，因为这书的出版历程实在是太曲折了。究其首要原因，是因为若我的书一出版，之前学校印的那5000册教材的销路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当时全国高校学习这门课的学生不多，一年也用不了多少教材，这5000册原是为多年的教材使用做准备的。我的书一出，学校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当时有个普遍的说法，认为个人应该服从组织。我的书不出只是个人的损失，而出版后则是单位受损失。据此，学校党委也支持教研室的做法，以侵权为由，不让该书印行出版。其实那时已有人民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对我这本书做了鉴定，还写了一条意见，认为不存在抄袭问题。出版受阻挠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教研室主任个人的原因。他是政治制度史的创始人，在他不在学校的时候，我将书写出来了，如果出版，那他便失去了学术权威的身份。但是按之前我说的让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他又会觉得心虚，觉得人家可能会质问：“那时你不在学校，名字怎么在第一位呢？”所以后来来了一招“为了慎重起见”，之后又加以阻挠。在找不出抄袭痕迹后，又说这是“职务作品”，说我占用工作时间创作，是职务范围之内的，不能拥有著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