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说：“我这选修课太难了，学生也不爱听，有一次只有四个学生来听课，有一次只来了两个。”他和我说了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非常感激他。他说：“不是还有两个学生嘛，就是只有一个人来也得上。”
1993年下半年，即开设选修课的第四学期，我开了两门选修课，我的课竟然爆满，第一堂课就来了66个人，因为教室不大，室内座无虚席。我自己都感觉奇怪：原来冷冷清清的，怎么一下子教室里都坐满了呢？后来我和一个老师说：“这学期的选修课，教室忽然坐满了。”他也显得很吃惊，说：“我去听一听吧。”结果他去了后，竟然找不到空位，站着听也不合适，后来就走了。
之后，我问学生：“你们这学期选我课的为什么多了呢？”学生回答说：“老师，这都是同学们做宣传的结果。”原来，他们经常向身边的同学宣传我：“左老师的教学态度特别认真，每次都提前半小时到，而且讲课准备得非常充分，他讲的虽然是知识，但实际上也在教我们如何做人。”由于学生的互相推荐，才有那么多的人来上我的课，为此，我非常感动。
这一年，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招收了一个自费班，即在招生考试过后，从没考上的学生中选取一批成绩较好的，交费学习。自费班第一学期有政治制度史课程，本来这已与我无关，因为我早已离开原先的教研室，这课本来是安排给档案学院的一个副教授的，但他因有事不能授课，所以就找到了我，因为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将整本政治制度史通讲下来。因此，在我已有两门选修课的同时，档案学院领导又主动找我帮忙，我则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到了那学期的第二周周末，系里教师开会，我一去，院长就和我说：“会后，管教学的系副主任要找你。”会议结束后，副系主任坐在原位置上一动不动，并没有要找我的意思，我感到奇怪，便主动找了他。我问：“院长说你找我，你怎么没过来呢？”“左老师，我不忍心。”我感到奇怪，问：“什么不忍心？”他说：“我知道你已经有三门课了，而且你年纪也不轻了……”原来，教授现代政治制度史的老师病了，原想等着他出院讲课，没想到了第二周还是没能出院，这门课没有人教了。因为1989年我出版了《政治制度史》的增订版，添写了中华民国及新中国的内容，所以他们认定我能胜任此课程，所以找到了我。副系主任继续说：“你已经有三门课了，而且又那么大年纪了，我不忍心再找你，给你增加第四门课。”我问：“那怎么办呢？”他想想说：“我只能向学校申报停课了。”“学校已经都列了计划，不开合适吗？”“那怎么办呢？”这时我主动说：“我给你开！”他听后非常惊讶，同时也很感激我。因为我离学校远，课程又多，年纪也已近60了，四门课加起来，我每周需上12个学时的课，而且四门课内容不同，需分别备课。
选修课获成功
当时我很少有时间备课，学校上完选修课已9点多了，到家已经11点，睡觉则已经12点了，而且第二天6点多钟就得走。那时我妻子在深圳，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我，我也不知当时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这一学期中，我把课都讲下来了，而且学生的反响特别好。
一位法律系的女学生听了我的课后，写了一篇感想，附在了试卷的后面，她的这些话让我看后很受感动。她说：“左老师开的这门课，别看表面上是讲官制，在有些人看来实在枯燥，其实左老师不仅给我们讲官制知识，而且给我们讲了该如何做人的道理。且不说他给我们讲的古代贤哲是如何做人的，咱们就说他是怎么以身示教的。左老师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但他是那样地热爱教育事业，还那样孜孜不倦地把知识传授给我们。每次上课，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坐在第一排，再看一遍讲义，看有没有什么漏洞，他这种认真的精神真是不多见。有一次，几个同学在第一节下课后才来，左老师不但没有批评他们，而且在课下还给他们单独补回了那堂课。以前我总觉得那些堂皇的话都是别人拿来骗人、拿来说教的，但现在才觉得我错了，像左老师这样的，怎会只是说说呢，他不是一直在做吗？他做的我不是一直在看吗？我内心不是一直在默默地向他学习吗？以前我对什么都抱怀疑的态度，总觉得其真实性有误。自从上了左老师的课后，我对他在课上说的那些做人的道理都是一点也不怀疑，因为左老师就是活生生的榜样，我怎能怀疑这客观真理呢！像左老师这样认真、热心的老师固然不多，但也不能否认其存在，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热情带来的成果，我们不是都很爱戴左老师吗？所以自从我学了古代官制以后，思想转变了很多，懂得了该如何把握青春，该如何去做人了。”
还有一篇，是劳动人事系的一位学生写的，文中写道：“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了您的课，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不仅是您渊博的学识，您的和蔼可亲的话语和不辞辛劳的敬业精神都令我感动。上周四晚上，我心绪不好，听您说了那么多如何做人的话，一时间似乎觉得父亲就在眼前，不禁泪水盈盈，我刹那间第一次认识到‘师如父母’的古训。”
另外还有一位学生写道：“头一节课，我就感觉老师非常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说句实话，学生就喜欢这样的老师，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老师数量很少，我在庆幸当时选修课时，选了您讲的课。当一位教师在传授知识时，他让学生学的不仅是课本的东西，更重要是老师那种蜡烛般的精神。”
真没想到，我的教课给了学生们如此深的体会。我很珍惜学生们写给我的这些话，我将其作了一番整理。后来，学校教务处看到了这些材料，也非常感动，就以教务处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并发表在学校校报上。
校报所刊《探索与收获——记档案学院教师左言东》
此后，档案学院又开了一次教学交流会，让我和其他老师讲讲教学经验，于是，我在会上说了说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可以说，我这一阶段的授课还算成功，学校也很重视。所以到后来，学生及教师们认为我是个值得尊敬的老师。
离休与评退
离休问题的解决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且曲折的过程，整整拖了14年。自1980年起，我便开始向校党委组织部提出离休问题，可当时的组织部长因其他一些原因并不重视我的提议。在我再三要求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即给我老家江苏省涟水县组织部去了一封信，询问涟水县组织部，大致意思是：关于左言东的离休问题，你们认为他参加工作的时间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其实涟水县组织部对我的情况并不了解，而且因为涟水是革命老区，离休人员太多，只要增加一个离休人员，财政就要增添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们在处理这类问题上十分严格。后来，涟水县组织部给人大党委回信说：左言东参加工作的时间应该从大学毕业（1956年）算起。中央下达的关于离休的文件规定，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的都算是离休。依照涟水县组织部提供的时间，校党委组织部就不认定我是离休。其实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我有充分的材料及中央文件证明我的参加革命时间。在此情况下，我继续申诉，从未放弃过。
在离休认定手续上，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我曾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需要组织上重新认定。此外，还有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1982年下发的中央组织部文件曾有规定，一是参加革命需是脱产的，二是参加革命后重新学习需有组织介绍。关于这两点，我的老师都给我做了证明，证明我当初是脱产参加革命，回去学习则是组织上介绍的。虽材料翔实，但校党委组织部一直不给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