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版权之争
1989年1月，《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版了第二版（增订版），责任编辑仍是赵一生。
左言东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增订本）
《中国政治制度史》虽最终得以出版，但在此前后，还有许多遭遇不曾说及。1985年秋，学校评职称，当时该书正在筹备出版，教研室主任（他是校职称评选委员会委员）对我说：“你只要不出这本书，我就提你晋升副教授。”听了他的话后，我并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而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说：“书还是要出的。”其实按我当时的研究成果（除专著《中国古代官制》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我完全有资格被评为副教授，但因我没有答应此项条件，最终没能被提升为副教授，其间我还向系主任说明过此事，系主任也没为我主持公道。
等书出版之后，我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即不给我安排讲课。当时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正好想要调我过去，为此院长还亲自和我谈过话，我想既然这边不能授课，调动单位总可以吧？不想，教研室主任去和劳动人事学院说：“此人有问题，不能调。”不仅如此，后来当外面给我发了邀请函，请我参加学术会议时，他却给大会筹备处写信说：左言东这个人有问题，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为此，大会筹备处又给我发了取消邀请的信。
工作不能调动，又不能授课，连学术会议都不让我参加，至此，我陷入了糟糕的境地。于是，我开始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有一个老同学在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工作，我将新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交给他，他托胡耀邦的秘书将我的书转交给胡耀邦，并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后来，他们没有将信件直接交给胡耀邦，而是转到中宣部，让中宣部解决我的问题。中宣部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亲自派了两位同志来我家了解情况。后来，他们又将我的信件转给教育部，由教育部来解决我的问题。为此，教育部也曾找我了解情况。但教育部只能起到行政调解作用，后来官司一起，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之后，我又想其他办法。当时北京南城陶然亭附近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专门接待上访人员。我找到上访处，那里是几间平房，条件比较简陋。我和接待人员说明情况后，对方说：“左老师，你太艰难了。你这可是单枪匹马对三级组织（即教研室、系、学校），即使最终你的问题解决了，到时候你的身体可能也就垮掉了。”
1986年年底，教研室主任作为“委托代理人”，以档案学院（当时系已改成学院）的名义将我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告到了朝阳区人民法院，理由是侵权。选择学院为原告，是因为教研室不具法人资格，不能成为原告。后来，法庭向我及浙江古籍出版社各发了一份通知书，并将原告的诉状复印了一份给我。当时我并不了解著作权，因答辩需要，我现学了相关法律，写了一份答辩状交上去。
这是朝阳区人民法院接触的第一例著作权纠纷案件——说实在的，过去很少有人对著作权有所重视。法院安排了一位负责一般民事案件的人来管理这个案子，这人文化水平不高，通知我过去后，见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为什么要侵权？”他觉得，既然人家告你，就是你有问题。我说：“你还没了解情况呢，怎么就……你总得先听听我说的吧？他们告我，我已经写了答辩，你得了解双方情况。”我向他描述了相关情况，然后说：“是不是我侵权，咱们应该根据事实决定。”这人对著作权法毫无了解，无法审理此案件，所以此案被搁置下来，好几个月也没有再找我。
这时已到了1987年，案件还是毫无进展。当时我有一个朋友的爱人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审判员，得知我的情况后，便帮我去朝阳区人民法院了解案子的进展情况。此时，担任朝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是一位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原本被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在朝阳区人民法院任职是挂职锻炼一年。朋友的爱人恰好碰见这位副院长，与之谈了谈情况后，副院长说：“我来管这个案子吧。”
该副院长比较认真负责，在接下这起案子后，特意找我了解情况，又到浙江古籍出版社了解情况，在出版社所在地住了几天，此外，他又找到我们教研室的一位教师（时已调至南大），让他书写相关材料。经研究，初步认定我不存在侵权问题。
案情虽有眉目，但要开庭审理，却有很大的困难。因原告是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人民大学又是全国知名高校，若是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败诉，这事的影响不小。为此，该副院长写了一份报告，请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旧不敢批复，又向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市高级人民法院仍不敢擅自作主，又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这一阶段的请示差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批复下来了，朝阳区人民法院让我提供鉴定资料，以供开庭所用。
暴风骤雨版权之争
开庭时，出庭的人不多，没有律师，只有双方当事人，即教研室主任、原告法人代表档案学院副院长、我及浙江古籍出版社代表，最后，法官说改日宣判。休庭后，出版社的人有些着急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需在京多停留一些日子。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法院写了一份通知书让我给原告送去。我来到教研室主任住处，敲了敲门，主任开门一看，吃惊地问：“你怎么来了？”我严肃地告诉他：“我来给你送法院通知书。”
这后一次的开庭，法院才最终宣判我没有侵权，而且拥有完全的著作权，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败诉。我表示尊重法院判决，教研室主任则提出要上诉。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理前，将此案公布于众，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著作权法，最后审判大会在一个大的审判厅里举行，旁听的人很多。这次，双方都请了律师，我方的律师是政法大学两位刚毕业的专门研究著作权的研究生（都是女生），她们没有接过此类案件，缺乏实战经验，但是特别愿意接受这起案件，并且律师费很低。教研室主任虽也找了律师，但辩护词是他自己写的，并且在开庭之前，他将辩护词在档案学院发了好多份，并信誓旦旦地说：“这次我们一定可以翻案，左言东输定了！”结果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原告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部分材料
浙江方面对此案件也很关注。结案后，《钱江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介绍了案情的始末。至此，马拉松式的版权纠纷终于告一段落。
《钱江晚报》相关报道，1990年5月25日第1版
从1986年到1990年，因版权纠纷，我的处境十分孤立，不能参与评职称，不能上课，不能调动工作，不能参加学术会议，而且学院中没人敢理我，见我便赶紧躲开，只有个别的人同情我，碰见我时与我悄悄说上几句，然后赶紧离开。虽然与以前背负着政治包袱时不同，但处境却差不多。这次官司我若输了，则下半辈子便全完了，多亏了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挂职锻炼的那位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此案才得以受到公正的判决，我才得以心安理得地工作。
官司打完以后，学校党委当即在全系教师大会上口头表态，表示尊重法院判决，校系两级领导在左言东的问题上有错误，要做自我批评，左言东的遗留问题由副校长×××负责解决。“历史问题”主要指的是职称评定问题，我本来可以于1986年评上副教授，结果拖了好几年。版权纠纷问题解决后，我终于在1990年下半年被评上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