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人大深圳讲学
1996年夏，我告别了讲坛。学期结束后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老家，那时我母亲住在我姑姑家中，已经79岁了（遗憾的是，母亲次年便过世了）。我回家乡先去看了看母亲，后又去拜访了老同学、老朋友。
我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在美国，小女儿在深圳。离开老家后，我便与妻子于9月去了深圳小女儿家。初到深圳时，我除了每天买菜、做饭外，就逛逛公园。女儿女婿住的地方离东湖公园很近，我便天天去公园走上半个小时。此外，没有其他事可做。后来我真的无法习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便想继续看些书，做点研究。深圳图书馆内有个港澳台阅览室，里面都是香港、澳门、台湾出版的图书，但一般读者不能进室阅读，必须要办该阅览室专门的证件。我有离休证书，此外，我还随身带着人民大学的一封介绍信，凭此，该阅览室给我办了借阅证。此前，我也曾来过该图书馆看书，自从有了港澳台阅览室的借阅证后，我便几乎天天来此阅览室浏览。
除了看书外，我还想做点别的事情，给中小学生辅导语文、历史，将自己的学识教给他们。为此，我花了半天时间找了四家家政服务介绍所，还花了40元钱中介费。可后来没有一家给我打电话。这些日子里，我依旧天天去港澳台阅览室看书。阅览室主任见我每次都是最早去、最晚走，便主动过来问我：“老先生，您怎么每天都来得这么早，又走得这么晚？您都看些什么书啊？”我说：“我是北京来的，到这看书主要是查阅资料，研究21世纪社会如何发展。”他一听我是从北京来的，便很高兴，因为他正是北京通州区（原通县）人，当得知我是大学教授时，他颇有兴趣地对我说：“你这个研究课题很好啊，我有几个朋友对此也很感兴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我微笑着说：“可以，你把朋友找到一块儿，我跟你们聊聊。”
后来，该主任向图书馆副馆长（当时馆长去了台湾）谈及了此事。恰好5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图书馆有个“读者服务周”，其内容中有一项是专家为读者作一个讲座，副馆长便与室主任商量邀请我去作演讲。我知道后满口答应。于是，图书馆安排我在1997年5月31日下午2点作演讲。演讲前一两天，室主任和副馆长跟我说：“您讲21世纪的发展趋势，可能没有人愿意听。我们深圳人只关心明后天的事，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找到工作。现在离21世纪还有3年呢，估计深圳人不会怎么感兴趣。”“没关系，来几个算几个，就算只来两个人我都讲——人少的话聊聊天也可以。”
副馆长给我安排了一个200人的小礼堂，因为他怕冷场后我心里不好受，我笑笑说：“没有关系，来几个人围在前头也可以，放心吧！”5月31日当天，我提前半小时到了礼堂，结果出乎意料，两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主任与副馆长大为吃惊。听众以年轻人居多，我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在座听众也很配合，在我演讲时，礼堂内很安静。待演讲完了，很多年轻人围了上来问这问那。
从听众中间，我还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有一位研究生在我演讲后告诉我：“左教授，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开会，他们提到，21世纪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学习孔子的智慧。”这是我第一次得知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这个论点，从此以后，我开始关心并思考这句话。但这只是口头传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还不能确定，国内许多专家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直到2006年，我碰到一位原五机部的高级工程师，才知道了这件事的真实性。他也很关注这个问题，退休后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证明了确有其事。他通过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24日报道了此事。
1988年1月24日《堪培拉时报》相关报道复印件及译文
后来，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铁城先生所撰写的《孔子之碑》短文，其文曰：“时移世异，时至今日，孔子之言并非皆合时宜，然大多仍系至理。试看今日之域中，科技大昌而兵连祸结；商贸欣荣而贫富不均；交往频密而恐怖蜂起；众说纷纭，稀有匡时之筹；新见时兴，难觅拯世之策。故一九八八年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同声呼吁：二十一世纪人类应从孔子处汲取智慧，良有以也。我等当追怀其德，慎思明辨，扬其精华，弃其陈腐，为中华民族之复兴，为人类社会之安定繁荣再创辉煌。因以歌曰：夫子之德，万世师表；夫子之道，匡时救弊；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惟我哲人，彪炳光耀。”后来我又在国家图书馆的门口看到了诺奖得主这段话，以此可见，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的确有过此共识。后来，我专门著书阐述为何必须要学习孔子的智慧，费时16年，直到2011年3月才完成该书的编撰工作。
告别人大深圳讲学
1997年5月31日的这次讲座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给图书馆带来了许多惊喜。其后，图书馆又找到我，说：“左教授，您能不能再为我们举办一个长期讲座。”我说：“可以，我最近正在研究《易经》。”对方听后满心欢喜，说：“那您就给我们办一个关于《易经》的讲座吧。”从他们口中得知，深圳人对《易经》非常感兴趣，而且在深圳科学技术委员会里面还专门设有易经研究会。他们还告诉我，深圳图书馆曾办过易经班，许多处级以上领导前来学习。深圳人所关注的《易经》与我的侧重点不同，他们对“算卦”、“预测”之类的问题感兴趣，深圳还专门办有预测公司。我则不敢苟同，我对他们说：“我不讲算卦，我只讲《易经》里面的哲理、做人的道理。”
1997年6月，易经班开办了起来，港澳台阅览室主任是负责人。这是商业性的授课，每周六的晚上讲课，票价10元，图书馆与我四六开，授课前会张贴海报。第一堂课来了二十几人，上课后，我先讲第一卦，不想刚说完几句，就遇到了麻烦。有几个身材魁梧的大汉站起来责问我：“你这讲的算是什么‘易经’啊？”接着，他们还嚷嚷起来。原来，他们来是学算卦的，而我讲的则是哲理性内容。后来，室主任对他们说：“左教授就是这么讲的，你们不愿意听，我可以给你们退票，但不要影响别人。”他们拿了退回的钱后，气呼呼地走了，临出门前还甩下一句，“真是耽误老子时间”，似乎是我骗了他们。此后的五六个星期，每次讲完课室主任都先将我送上公交车才离开，因为怕那些人找我麻烦。
该讲座每周一次，选讲《易经》内容，听课者每次都在变，五六次课下来，只有少数几个是从头到尾听下来的，其中有两个是陕西人，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编辑，他们对此比较感兴趣。开课近一年后，有个江苏来的老干部也来听了我的课，这时《易经》系列讲座已经快结束了。他有一个亲戚，是某宾馆的一个部门经理。该老干部听完课后便去与这个亲戚商量，建议在宾馆开设易经班。宾馆与我商量开班事宜，并说：“左教授，我们不能像图书馆那样给你那么多份额了，我们留6成，只能给你4成。”我说：“无所谓的。”经协商，我于1998年在该宾馆开设了易经班，依旧是每周讲一次。在讲授《易经》的同时，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及深圳市委党校又请我去上辅导课程，虽然讲授这门课时比较平淡无味，只能根据现成的教材讲讲，但我的生活渐渐充实了起来。
1998年8月，在深圳待了两年后，我回到北京。这两年中，我虽没有对《易经》进行深入研究，但因每周我都需备课，也渐渐加深了对《易经》的理解。而且，通过对于当时中国大陆最开放城市的观察，我加深了对于社会体制的了解。同时，我在深圳见到了小学同学姜彭年，我们当年曾一起北撤。他在深圳是一位副局级干部，住房条件、工资水平等在我们这些老同学中都算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