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年大学讲课
1998年回到北京后，我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将《易经》六十四卦按照自己的理解整理成书。其后，我又想做点企业文化方面的工作。于是，我给北京市委宣传部写了封信，表明此意。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强卫（现为青海省委书记）接到我的信后很认真地看了，并将信件批转到北京市企业文化协会。后来，企业文化协会给我介绍了一家离我家很近的厂子。之后，我到那儿去了两三趟，与厂领导见了几次面，但在具体问题上没能做出什么成果来。
1998年11月，铁道部老年大学的一位教历史课的老师生病了，无人讲授该课。人民大学的近代史老师陈嘉炎离休前曾在铁道部工作过，铁道部老年大学给他打电话，让他帮忙代课。陈老师当时在培黎大学做教务长，业务忙，便推荐了我。根据陈老师提供的电话，铁道部老年大学与我取得了联系。我带着自己所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去见了老年大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及两位老师。老年大学原本开设的历史课程讲的是通史，我告诉他们我只能讲政治制度史。另外，我还提了一项要求。原先的历史课已讲到了隋唐史，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要求从头开始讲。他们同意了我的提议。开课后，学员普遍反映不错。
铁道部老年大学的校长原是在铁道部主管教育的，离休后做了校长，他知道我讲过《易经》，便与我商量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开一个易经班？”我答应了下来。政治制度史的课，我于头一年讲了一个多月，第二年春天从3月份开始又讲了几个月，学期末的时候，我准备从下一学期即1999年9月份开始开设易经班，并将消息公布，让学员们报名。后来，六十多位学员报了易经班，但我却因故没能讲成。
去美国探亲
那时，我的大女儿在美国，她生了第二个孩子，起初是想让她婆婆过去照顾孩子的，但签证一直办不下来。因此时亲家公已过世，亲家母独自去美国的话，会误认为有移民倾向。老年人移民，美方认为会增加本国的负担，所以签证办了三次也没办成功。这时孩子快生了，急需要人照顾，亲家母又不能过去，所以女儿要求我和老伴赶过去照顾。这样，易经班我就没法上了，后来，学校请了一位北师大的博士生来讲《易经》，历史课则由一位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师来讲。
我和老伴的护照办得很顺利。1999年9月18日，我们乘飞机去了美国。
美国的自然环境很好，生活条件也比较优越，但我因语言不通，感到很寂寞。好在住所附近有一个华人教会，基督徒都是华人，其牧师还是人大中文系毕业的。经女儿介绍，我和这位牧师认识了。之后，他于每个礼拜天都打电话问我去不去教堂，我如果去，他便开车过来接我。我因为没别的事情干，所以几乎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另外，我觉得听他讲讲《圣经》的道理也不错。
除了去教堂外，在家也没事情干，买菜什么的也用不着我们，再说我们也买不了，因为买菜需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都会出去散散步。在外散步，若是碰到中国人，便感觉特别亲切。在美国生活，总的来说，物质上还算可以，但是精神上比较空虚，唯一的精神安慰就是去基督教会。
在我回国之前，我曾受邀两次去当地大学讲学，一次是介绍《易经》，另一次是讲解《四书》，前来听课的大多是中国留学生及华人教师，此外也有几个美国人。能在异国的土地上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得的。
重回老年大学
签证本来办的是一年半，可我在美国待了不到一年便回国了，继续在铁道部老年大学讲课。我原本以为去美国后，便与老年大学脱离关系了，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也没给学校留下我到美国后的联系方式。可后来，学校领导不知通过何种方式联系到了我女儿，并通过她向我转告，说很多学员都想继续听我讲课，希望我回校。于是，我于2000年9月提前回国，老伴则依旧待在美国。
回国后，我给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开设了易经课。这次讲授《易经》与之前几次已有所不同，通过写书，我已将知识做了系统的梳理，感悟也更深了。我先是讲了讲相关的基础知识，然后将六十四卦一卦不落地讲了下来。这次讲得比较细致，共讲了三年时间。还有一点与在深圳讲学时不同，这里的学员都是铁道部及外单位的干部，此外也有一些部队的离休干部，学员素质普遍较高，而且人数比较稳定。学员们对该课的反映也很好。其后，我又开了易经二班，同时，我还开设了世界文明史课。世界文明史是以整个人类的发展为脉络的，但主要内容还是关注21世纪。
讲完《易经》后，我又讲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后又讲了《老子》和《庄子》。说实在的，这些内容我在过去也只接触过一点，没有逐字逐句研究过，所以在此阶段中，我边教边学，在上课前做好充分准备。后来，我还想再开一门新课，叫“历代精品选”。资料已准备好，因生了一场小病，就没有讲成。
在铁道部老年大学这一段时间的讲学对我来说是很愉快的，我与校中领导、学员们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其中有两件事，可以说给学校领导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一是我从不让学校报销车费。当时学校除了给外聘教师讲课费外，还给报销来回路费。因此，有的教师坐出租车去上课，我则都是做公交车去的，因为我有离休证，坐车不花钱，所以从不找学校报销车费，他们对我比较满意。后来，老年大学修改了这项规定，教一门课的老师，每月固定给予100块钱的交通补助，教两门课的则是200元。二是因为我生活上比较简朴，不会向学校要求很多。每年教师节，学校都会找高档餐馆点好多菜招待老师，我则对副校长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下次能不能简单一点儿？不用弄这么多菜。”副校长则叹气说：“左老师，不行啊，我们现在找那么好的酒店，点那么好的菜，有些老师还不满意呢，嫌规格不够高。你不仅不挑剔，还替我们考虑，真是让我很感动，只有你一个老师是这样的。”
在铁道部老年大学授课的同时，有个航天公司的老年大学也邀请我去讲课。这样，我一周便有三次课了，每周一、三、五都去上课。开始，该航天公司老年大学不敢让我讲授《易经》，怕这是封建迷信，后来可能得知我讲的主要是处世哲学，便让我开课了。其后，我又给他们讲了世界文明史及《四书》。
在航天公司老年大学讲课期间，有一位中央党校教授送给了我一本《陈立夫访谈录》，其中有一篇《读书心得》，先略谈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然后详细阐述了孙中山的宇宙进化之程序观（论）。《读书心得》中说：“及读到国父孙中山先生遗教，涉及宇宙进化之程序有三：一曰‘物质进化之时期’，在此时期，地球上尚无生物之存在，一如今日之月球然。二曰‘物种进化之时期’，此一时期，各种动植生物，陆续由‘生元’而产生，强凌弱，众暴寡，其进化原则为‘生存竞争’，即达尔文所著之《物种起源》是也。三曰‘人类进化之时期’，此一时期之进化原则，国父称之曰‘互助’，‘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逆此原则则亡。’”其后，陈立夫又提到汤恩比的话及诺贝尔获奖者所言：“无怪乎英国著名大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中国文化将为世人所尊敬，而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于1988年集会于巴黎，曾发表共同宣言中有云：‘ 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向二千五百余年前之孔夫子寻求智慧’，则中国文化之复兴可以预卜矣，吾人岂可不自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