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考察组来到通麦。通麦位于藏东南，博楚河等众多河流汇集于此后流入雅鲁藏布江，故而此地常有水灾发生。考察组行至通麦正赶上洪水冲断通麦桥，被困在桥西，只能暂时住进在河边搭的临时帐篷里。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已经打响，夜间隐隐约约能听到南面传来的枪炮声。
考察组以河边的帐篷为宿营地，到通麦泥石流的源头进行考察。通麦泥石流很有名，从博楚河岸向北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碎石，大的石头有吉普车般大小，碎石呈扇面状分布，面宽近两公里，扇轴处是宽达五十多米的山体豁口。本来这里的山与河平行，但泥石流力量很大，年长日久冲击山体，山体就好像掉了一颗门牙似的，出现一个上下长左右窄的豁口。透过豁口向山体里看，可见其深处有一座雪山，想必泥石流的水源就发源于此。平时，豁口上边总有人持枪值班，见有动静，马上鸣枪警告，扇面上的车辆就会赶快逃离碎石区。我们来此前一年，通麦爆发过一次泥石流，一座喇嘛寺被冲走，附近的河流也被碎石堵塞致断流，河水只好改道而行。如果修川藏铁路，这里是个大难题，频繁的自然灾害为建设铁路设置了巨大障碍。
考察组6人走进豁口，其内部像个窄胡同，深入豁口七八十米后，大家有种被奔腾而来的泥石流淹没的恐惧感，这种感觉与站在火山口无异。我们克服恐惧走到豁口尽头，爬上山坡，雪山前大大的槽形谷呈现眼前。槽形谷像一口大锅，里边盛着水、泥砂和碎石，它们仿佛在储蓄力量，等待着下一次冲出豁口，给人类点儿颜色看看。从豁口出来时，6个人走散，我和一位同事走在碎石扇面上朝天鸣枪，意思是告诉其他人我们的位置，结果豁口方向响了两枪，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上飞过，不知是哪个小子，大概怕我们听不见，特意瞄准我们开枪。此人也真是够呛，若把我们打死，我们就是听见也完蛋了。
考察组在通麦接连等了几天，修桥的事还没动静。不久，常宝华的慰问团也赶到通麦，我陪赵忠良组长去找常宝华商量，我们部分人员是否可以轻装搭慰问团的车东进，常因车辆紧张谢绝了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处理断桥的工程队第二天就来了，他们没有修原来的桥，而是在坏桥旁选较窄的地方造新桥。造桥工程队先在河两岸各搭一个木架“龙门”作为桥头堡。我站在自己这边的“龙门”瞄向对面，觉得不对劲，门是歪的，两个门没有对正，我向造桥的工程师反映这个情况，他也觉得不对劲，门是有些歪。
造桥工程队因为设备落后，使用的是三根树枝瞄准定线的方法，那种土方法怎能定好线呢，我赶快从帐篷里拿出摄影经纬仪协助造桥队伍。我将仪器架在己方“龙门”的轴线上，施工队的工程师在彼岸“龙门”上定线，画出彼岸“龙门”轴线，线定得特准，大家都很高兴。隔天，从拉萨运来的临时钢架桥到位，“龙门”摆正，构件备齐，仅两天便把桥架好。桥面板还没铺完时，我们就开始整理行装，最后一块桥板刚铺好，我们的车就驶过了桥。
青藏高原治愈我的肺病
我很幸运，在青藏高原转一圈儿回来后中毒肺病康复了。世人都知道高原的条件一般人适应不了，尤其我患有肺病，虽然此行有些冒险，但报效祖国的想法让我没有太多顾虑。随我们同行的保卫干事赵忠良任我们的行政组长，负责带队，他特别关心我们，尤其对我照顾有加，加之自己留学时爬过高加索山，经受过高山、冰川的考验，所以心里还有些底。考察组车过怒江后，经过一个拐弯处时，搭我们车的人指着一片院落说：“那儿是一家医院。”我问：“什么医院？”“是结核病疗养院。”我觉得很奇怪，怎么结核病疗养院在这里呢？经过细问才知道，得结核病的人到高原上一般都会好得很快，因为高原空气干净，没有被污染过。
青藏高原条件虽艰苦，但我一直很活跃，在高原上待了6个月，期间没吃过药，也没有不适的情况发生。从高原回来后偶然的一次身体检查，我的肺病居然完全康复，这是我的意外收获，也属于“歪打正着”，在高原上听说内地得肺病的人到那里就会好，没想到回来以后真的好了，我很高兴。
研制感光材料解像力测定仪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认为不论是理论、仪器设备、方法或是材料，几方面都应有创新的研究。研制DP-1、HP-1等属于仪器设备研究；空中摄影和遥感课题属于方法研究；感光胶片属于材料研究。科研人员要全面发展，如果仅研究单一方面，那么课题中各个环节就很难协调好。
在工作生涯的早期，我就已经研制了一些仪器：DP-1叫做“地物光谱地面摄谱仪”；HP-1是“地物光谱航空摄谱仪”；SGJ-1是1965年研制的“摄影感光材料解像力测定仪”。我是国内第一个拥有这套仪器的人。SGJ-1解像力测定仪为国家解决了很多问题，没有它时，国家的感光材料无论是相纸还是胶片，能分辨多小的东西都没有测定。1972年召开了全国电影大会，会议上决定将SGJ-1作为中国测定摄影感光材料解像力的标准仪器。
1965年，由夔中羽提出技术要求，并和涂传初等人设计，重庆光学仪器厂制造的SGJ-1摄影感光材料解像力测定仪
201遇险
我在青藏高原上考察了光谱，回来后将DP-1摄谱仪收集的光线形成十几万个数据，并用1年时间分析、研究这些资料。青藏高原上的光线特殊到什么程度呢？内地光线的最亮和最暗差是5倍，而在青藏高原是25倍，所以苏联航空摄影队失败在高原上，尽管他们用的是最好的胶片。通过收集到的十几万个数据，我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自己下定决心设计一种新胶片来对付青藏高原，经过不断地钻研与总结，“大宽容度航空摄影胶片”诞生。该胶片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属于青藏高原航摄专用胶片，它的光谱感光、摄影宽容度及其他性能由我设计，由化工部电影胶片厂（即后来的化工部第一胶片厂、中国乐凯胶片集团公司）试制生产。孟令芝时任胶片厂试制组组长。
1965年初胶片已经制造出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不断地上天对试制胶片进行试验。为青藏高原航摄做准备，除了要试制新型航摄胶片外，还要改装飞机。周恩来总理十分支持青藏测图工作，他亲自批准中国民航从苏联进口一架AH-12（安-12）高空军用运输机，这是从苏联进口的第一架安-12飞机，中国民航飞机序号是“201”。
夔中羽空中摄影试验所用的航空摄影飞机安-12，民航“201”号
为让“201”执行航空摄影任务，必须对它进行两百一十多项改装。研究所雷达队和航测室派许多人参加改装，除我外，还有田允中、储祥富等人。飞机驾驶舱和后炮塔仓的原跳伞口都要改成玻璃窗口，为达到最好的摄影效果，机窗还必须用非常平且透明无色的玻璃。驾驶舱属于加压密封舱，它的窗口比较大——0.6平方米，位于舱中间靠后的地板下面，飞机升到1万米高空时，机窗的玻璃要承受从内向外三四吨重的压力，这块玻璃是用加拿大胶粘合两块防弹玻璃制成，重30公斤，可以承受巨大压力。1968年春，“201”改装完毕，本场试飞后，准备长航线试飞。
1968年4月12日，深灰色的“201”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专用停机坪，等待着试飞组登机。机组里有周恩来专机机组的7位飞行员，加上相机车间主任张仲德、航空摄影主任丁家志和我，共10人。早上7时许，飞机起飞，在1万米高空飞行，计划直飞昆明，再飞成都，最后经贵阳回北京，飞行目的是考验所有的改装部件，尤其是新装的摄影玻璃窗口。起飞后，张主任和我一同盯着前舱摄影窗口，丁主任盯着机尾炮塔舱里的摄影窗口，北京到昆明飞行的几个小时里，包括吃东西大家都没有离开岗位。北京至昆明，昆明至成都，成都至贵阳，一路均正常，我们认为对设备的考验已经完成，10个人前舱集合，准备凯旋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