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航空摄影队航摄青藏高原没有取得成功，他们对黑暗区域束手无策，我的任务就是解决苏联人没能解决的黑暗区域成像问题。面对艰巨的任务，必须在胶片上照出好影像，山前和山后都要清楚，这样才能用来测图，普通的胶片根本无法征服青藏高原。我面前摆着为青藏测图、为青藏铁路航摄的巨大难题，其他同志负责解决飞机与雷达等问题，我们都感到责任重大。
自1961年工作开始，我就承担了“提高空中摄影影像质量”的科研任务，直至1998年退休。在总参测绘研究所工作期间，自己也没有离开这个科研任务。“以在莫斯科大学航空航天方法实验室所学的地物光谱学为基础，以设计特殊性能的新型空中摄影感光材料为主要手段，来提高空中摄影影像质量”，这是我进行这项科研工作的技术路线。
为解决高原航摄问题，我根据所学地物光谱学知识，与研究测绘仪器的孙莉元一起制造了中国第一台测量地物反射光谱的地面摄谱仪。我提出技术要求，孙莉元设计，然后再到北京地质仪器厂制造。为什么要专门做这台仪器呢？因为高原上雪山太亮，树林太暗，这台仪器可以用来实地考察青藏高原上光线的内容，分析光线的成分。
研究青藏高原测图技术
1961年，由夔中羽提出技术要求，孙莉元设计，北京地质仪器厂制造的DP-1地物光谱地面摄谱仪
西藏空气很稀薄，5500米高程时，要比内地的气压少二分之一，高原上的空气等于比内地少了一半儿，如果吸氧气，在内地吸一口就够，高原上需要吸两口。在这样的情况下，青藏的天空光线和几百种地物反射光线的光谱成分都得考察，国家第一台地物光谱地面摄谱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航摄任务在即，我们两个人从设计、加工到调试仪器仅用半年时间，然后我就携此仪器与小组的其他同志匆匆奔赴青藏高原。
值得一提的是我加入青藏高原测图技术考察组的曲折过程，单位知道我得过中毒性肺病，因此不同意我去青藏高原，但仪器是我研制的，也只有我会操作，所以我必须去。当时测绘研究所主管此事的是政治部主任梁学增，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是经过真正锻炼的人。梁主任非常谨慎地考虑了我的情况，问我：“你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吧！学习也不容易，国家需要人才，你身体有病，去西藏能行吗？”他不希望我去西藏，如果去的话，必须由医院出健康证明。
我到复兴医院门诊部照了X光，检查结果是“肺部异常”；接着到大木仓的邮电医院检查还是“肺部异常”；随后又找了几家医院检查，这些医院得出的结论都一致。自己既迷惘又难过，赴青藏高原技术考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而且出国学习就是为有朝一日报效祖国，可如今机会来了却把我拒之门外。我伤透脑筋想各种办法，后来无意中在西单剧场东面的平房区发现一家小医院，是不是私人医院不得而知，反正里面有一台X光机。我说：“你给我照一张X光片吧，工作需要出证明。”不知道是医生不行还是机器不行，检查结果“正常”，所以这家医院为我开了“未见异常”的证明。我拿着证明找到梁主任，说：“那些都不算，你看这个证明，这是最后的结果。”梁主任见到医院出的证明，最终同意我加入青藏高原测图技术考察组。
虽然自己有病在身，但还是千方百计地争取去青藏高原实地考察，将沿路的各种地物的反射光谱摄下来，天空光线的光谱摄下来，回来后做分析，这方法就叫“摄影分光光度法”。分光光度法一共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目视分光光度法，用眼睛看，红光少还是绿光少，用眼睛来判断虽然简单，但是不准；第二种是摄影分光光度法，把光线的光谱照在已知的胶片上，然后回来再做光谱分析；第三种为光电分光光度法，用光电仪器（比如说现在的CCD等仪器）感应到各种光线的成分和数量，回来再做分析。因为1961年国内根本没有相应的光电仪器，相关的技术水平也不高，所以我无法采用光电分光光度法，只能采取摄影分光光度法，用摄谱仪来完成这项工作。
1962年，在青藏高原进行地物反射光谱测量
使用摄谱仪收集光线的前提是必须要到西藏去，因为其他的地方没有类似青藏高原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我们的路线是从格尔木开始，一直到拉萨，再往东走，经过横断山脉，然后从成都出来，一共在高原考察了近6个月。
青海湖的鱼、诺木洪的蚊子、盐湖的海市蜃楼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集团杀害了不少解放军，然后带人逃跑。1962年2月，平叛军事活动停止不久，7月我们就进藏了，叛乱虽然已平息，但还有少数叛乱分子流窜，所以考察组去之前进行了训练，所有的人必须学会使用枪械。我没有问题，因为早就训练过，其他人都得训练使用手枪、卡宾枪。每人除随身携带枪支以外还有一百多发子弹。从北京出发前，由解放军总参谋部拿到给青藏各兵站的信，命各兵站增派一支战斗小组随行保护我们。战斗小组三人有三件强力装备：一挺两条腿的轻机枪、一支自动步枪、一支冲锋枪，另加每人四颗手榴弹。
测图技术考察组从西安出发到西宁，在西宁装备了一辆国家测绘局西安分局的苏联“嘎斯63”卡车，这辆卡车就作为我们考察期间的营运工具。西安分局还派了姓王的司机专门为我们开车，我们一直叫他“大老王”。坐着“嘎斯63”沿青海湖以南一直向前走，进入藏区，便来到青海湖开阔处。我们考察组从北京出发，辗转于西安、兰州、西宁，一直没吃到什么好饭，正好湖旁有一家小店，就像内地的茶馆一样，有一个橱窗里面摆着盘鱼，我们考察组的同志说：“咱们得来一顿，吃点儿鱼吧。”大伙儿也赞同道：“那咱们就买一盘，改善改善生活。”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但吃的东西还很少，能买一条鱼已经非常不错。服务员从玻璃橱里拿出鱼，摆到柜台上，我一看不对，炸过的鱼眼睛还在动，我说：“这可不能吃，眼睛是活的呀。”定睛一看，从鱼眼睛里爬出一只蛆来，鱼体内已经腐烂，大家说：“算了，算了，真要是吃了里面还不一定有什么东西呢。”考察组最终也没有吃到鱼，那家饭馆里面除了这条鱼没有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一个玻璃橱柜里面就摆了三个盘子。周围的老藏民在外面不停地说着什么，我们也不懂，他们可以到青海湖打渔，但是他们不吃，因为藏区有水葬、天葬，没有火葬，他们认为鱼是应该尊敬的动物，不应该吃它们，外人也最好别在藏区吃鱼。藏民的鱼可能是供应藏区以外的地方，所以饭馆里摆着炸好的鱼都不知放多久了。
从青海湖向西走不远便到达诺木洪，这里的蚊子很有名气，汽车还没有开到驻地，大白天就已经看不见路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抵达驻地，下车以后眼前是一片飘动的黑雾，什么东西？蚊子！我们赶紧找店住下，屋外根本没法停留，可是“方便”却成了最难办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出去“方便”，出门就会被蚊子“吃掉”。向当地人打听后才知道，晚上大便需要捡柴火，在土房子后面的空地上围成一个圈儿，点上火后人跳进中间，方便完再跳出来。在点燃的柴火中间方便非常烤，浓烟滚滚，还十分呛人。诺木洪的蚊子其密度与个头之大难以想象，我至今印象深刻。
在这里喝水也很不方便，从热水房打来一大壶开水，却不能倒满小小的搪瓷缸，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水中含有泥浆，烧开水的时候泥浆颗粒沉淀，所以壶中泥水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