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1969年应征入伍，那时候还是处于“文革”十年期间。作为您现在去回忆那些事，当时您是部队二十来岁的一个军人，虽然说受“文革”的影响不大，但是也知道这回事，当时您会在乎那些东西吗？或者是部队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王德成：部队还是紧跟中央决策的，现在我们编写国家五十多年的历史，“江西日史”才55年，后面还需要沉淀一下再去写。就是说我们当兵期间，包括我今天的座谈，我在和你谈到之前对政治、社会，对国际、国内的看法还不能给出定论。因为在时间、地点、人物、环境、事件不同的情况下不能套用。我们当兵期间，对社会的一些看法不见得都正确，包括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包括国际上，最近你看中东一些事件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我从198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学习的就是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而且我还主张我们要有一个中国的“兰德公司”。“兰德公司”就是政府的外脑，出谋划策，也就是“影子政府”。我们搞的红色文化宣传，我们现在搞的一切就是想帮助党和政府通过群众智慧，提出一些建议、提案，使我们国家走向更加光荣的明天。包括“两会”中代表的提案。我们是从政治角度、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要有一些好的想法建议。
我的工作简历（下）
采访者：现在回过头其实您挺幸运的。当时物资匮乏，部队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吧？
1993年，王德成（右一）采访李德生副主席（左二）时留影
王德成：说实话，我当兵是为了有个医疗保障，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得过盲肠炎。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学校的同学把我送到县医院，当时有个李同芳老师，是我们学校团委书记，他给联系医院治疗，一个多礼拜就出院了，钱是公家掏的，是民政局掏的。因为我家里比较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想如果一当兵，是不是有个保险了？我到新疆以及后来当兵，其实就是想从医疗这一块有个保障。
采访者：得盲肠炎是在去新疆之前？
王德成：对，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串联从北京回去以后得的盲肠炎。这就是隐藏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就像现在一般的打工者会想的：我的医疗保险怎么样？我的失业保险怎么样？当初有这个想法，当时叫私心杂念，现在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到现在真的是养老也好，医疗也好无忧无虑了。当时农村里头能考虑到自己终生医疗保障的也不是太多。
采访者：这么来说您当时的想法是比较超前的。
王德成：而且农村是“养小不养老”，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观念。为什么“养小不养老”呢？农村生两三个小孩儿都可以，而且跑跑颠颠的，受苦受难，光屁股，都没有关系，锻炼一下有好处。为什么不养老呢？因为和城里相比，农村人有个病，到县医院去得多长时间？县医院能治得了这么大的病吗？但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十多分钟的车程或者是半个小时就解决问题。而且从政治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讲，比方说公益金，全国13亿多人口，这个公益金平均一个人比方说6块钱，那全国城市里头可能60块钱都不止，公交设施、电灯、电话、医疗服务等好多方面，你受的益处60块钱都不止，可能100块钱都不止，但是在山区里头可能6毛钱都没有，你懂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说山区、农村条件太苦了，“三边地区”、“老少边穷”等等，就说的是这个意思。
采访者：当时您的想法可能会比别人超前一点，考虑到自己以后的医疗和老年生活？
王德成：对。你想，你说现在有些像我这样年龄的，当初十七八岁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想到这一点，去做这个事？这个就属于好观念、好做法，最后才有个好活法。现在在农村种地有谁给发工资？如果儿女不孝顺的话是很艰难的。我当时离开家乡到边疆去当兵，现在才有了一个好的保障。
采访者：您这样讲下来，不管是当兵还是去当教员，也是挺平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起伏伏。
王德成：这只是我讲顺的这方面，但是不顺的方面我是克服了，我是跳过去了。
采访者：就是从工作角度来说，整体上是比较顺？
王德成：工作上我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出色的，而且我好多设想也都是比较好的。
采访者：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坎坷不都是工作方面，可能是生活上的？
王德成：对，生活上即便是遇到一些坎坷，我也能克服，或者是与其他人一起克服，迈过这个坎儿了。工作上面，你去采访了某位省部级领导人，当天晚上稿子编不出来，那也是挺难的。像我到天津去采访常务副书记王旭东，后来他在中组部当副部长，采访他晚上两三点钟稿子还写不出来。一直到天亮终于完稿，比较满意。
采访者：这个采访是在什么时候？
王德成：在出版社我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算是首席记者，出去也是挺风光的。
采访者：说到出版社了，1989年回到北京进到这个出版社？
王德成：组建出版社。
采访者：当时为什么想要组建一个出版社？
王德成：为方便工作。这是因为中央国家机关里头可以“一社一报一刊”，当时新闻出版署有这个规定，而且最早我们的杂志是在地震出版社出，编好以后到地震出版社出版。后来我们建议最好自己出，正好国家有这个政策。申请出版社，还有杂志由不定期或者是内部刊物变成正式刊物，这都是我去跑下来的。
采访者：那应该特别辛苦？
王德成：最初我们的出书范围被限制得很窄，后来扩大到文、史、哲，又把《中国战争史》拉到我们这里来，那都是要跑的，就是要去工作，要找人，按照各部委局办的管辖范围。因为我二十多岁就在首长家里工作，后来转业到中央国家机关，我还在中央办公厅的老年大学编过几期报纸，因此我们对领导人员进出、文件往来、信息等等，都是了解一些。有些东西目前不能说、不能写。但是作为回忆录，有些大的方面是可以谈及的。
采访者：等于说从山西来北京的时候您是没有工作的？是来了之后才创建出版社？
我的工作简历（下）
王德成：对，“军转干办公室”有一个规定，你去什么单位，你可以选择。我当时确实也买了烟、酒、茶了，没有用上。人家一个单位去“军转办”要三个人，我有在《解放军报》和其他报纸发表的文章，正好他们需要搞宣传的人才，我就去了，这点也是幸运，没有花更多的门槛费。
采访者：去那里就做杂志了？
王德成：先做编辑，后来做编辑部副主任，最后是当主任。当时给我提副处，那在20年前，算比较早的，我是去那个单位的第47个人，现在可能二三百人了。
采访者：您指的单位是你们创办的那个出版社吗？
王德成：是上级领导机关。我说的单位就是那个中央国家机关。
采访者：跟您说的出版社是一个概念吗？
王德成：不是。创建这个出版社就是事业单位归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就像一个公司上面还有一个主管单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