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成：像拉土，本来咱已经很出力了，咱们那里用架子车嘛，或者是“推车”（手推的独轮车），前头有根绳子拉着，本来很出力了，腰都快弯到膝盖上了，人家还在骂着说不出力，好多话很难听的。从内心里头就记恨他们，他们骂的话很难听，我从内心就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干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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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当时干嘛去拉车？
王德成：当时农业社农闲的时候集体劳动，拉土，干活儿挣工分。
采访者：有委屈您会找别人去说吗？
王德成：几乎没有，自己闷在心里。这是上初中的前后。
后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了，因为有几个老师对我比较好，一个是校长董廷壁，一个是教导主任张建辉老师。我哥当兵探家还到学校见校长去了，一说王德成董校长有印象。我哥当时当兵，到学校去探望我、了解我的情况的时候，见到董校长敬个礼，显得有礼貌，另外说“请老师对我的兄弟多关照、严格要求”，董校长对我肯定就留下深刻印象了。对我好的老师，到死我都不会忘记。
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对老师、对校长有冲击，我们不吭气，甚至躲得远远的，最后我们没有参加什么组织的就被归为“保皇派”。因为我们是团员，我们是学校里头的红人、青年苗子，对校领导下不了那狠手、下不下那狠心。隔离也好，审查也好，我有时见了董校长，我说：“老师，您一定要撑住啊，坚强一点儿。”董老师感觉王德成这个学生还不错，有时候跟我交交心，有时候说，“你尿床的病该看还得看，晚上睡觉前抿上一盅酒也行”。所以说这老师虽然在审查阶段，但是和我交心，还关心我的身体。虽然说有个别学生把我归为“保皇派”，但是我跟老师该交流还是交流。
再加上后来有“武斗现象”，我在火车站，有时候放学的时候或者路过的时候，看到敬老院里拿着棍棒打打杀杀的也害怕，因为我本身就是孤儿寡母，又没有背景，一看到那个情况就赶快躲得远远的。后来有些人就不到学校去了，就回家到村里挣工分去了。后来我想了想，先给新疆的我哥写信，我哥没有答复，后来我和我妈商量，就办手续到新疆去了。
采访者：这些想法、这些主张都是您自己去做决定？
王德成：是，在那个环境里没办法，只能千方百计、左思右想，最后想到去新疆，到千里之外去找我哥嫂去。
采访者：当时没觉得再熬一阵，过了可能会有好结果？
王德成：我们初66级毕业了以后，说考高中，我感觉也没有希望，也不是说成绩没有希望，没个谱儿，就想到新疆去打工挣点钱。因为这个中间去过新疆一次，反正对新疆有个大体的印象。
采访者：在上学的时候就去过一次？
王德成：去过一次有个印象，回来以后办的手续。我在婚姻家庭那一章要讲这一段。去过一次，感觉那里还行，就决定去了。第一次属于探亲性质的，“文化大革命”里的串联，不花钱，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回来讲讲新疆那儿的情况，“文化大革命”里面串联嘛，第二次就正式过去了。这是初中那一段。
采访者：您提到“文革”的时候受冲击最大的是老师和校长，您被作为“保皇派”了，但是看到那些老师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可能需要学生去伸张正义，但是学生不敢。
王德成：这个事情是这样，我们本身就是被冲击的对象，打到“保皇派”有时候对准你就批判。当时有的学生给我贴了大字报，有一帮女生也给我贴大字报。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扭转那种大势的。县里的县长、书记都有被拉到我们学校去批斗的，我们趴在窗子上都看过。让他（那个人县长还是书记我忘了）背《毛主席语录》，他背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语录，本来应该是“都是革命的队伍”他背诵成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有的人就喊：“错了！打！打！”就往头上打的，我们也没办法。
采访者：在您印象比较深的老师里面，有没有受到批斗的？
王德成：就是董校长，后来听说董校长气愤不过，我们那儿有条渭河，最后他跳河自尽了。因为冯老师编的《感言人生》那本书里头有他那一段，也是对董老师的一个悼念吧。
采访者：其实当时你们才十几岁，已经很懂事了。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您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感受？看到老师，知道他不是那样的，反而自己不能上前去做一些事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王德成：那没办法，那是大势所趋啊。“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班里头选了5个人，其中有我，去了北京。
采访者：您也是红卫兵？
王德成：对啊。大家刚开始都戴着红卫兵的那个袖章。最初是北京那边的人到这边来串联、演讲，我们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知道了大字报、红卫兵。我们是第七批受毛主席接见的。那个时候已经稍微规矩一些了，各省市派代表到北京去。宝鸡市当时开了个专列，给我们学校分配名额的时候，我们班里分了5个名额，大家“复课闹革命”嘛，还是选表现好、觉悟高的，我还算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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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北京，先是在丰台还是什么地方停下，就一直等，因为前一批接见没结束。停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到永定门火车站。进去了以后，沿途听红卫兵高呼口号“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也都挺盼望的，看什么时候能受到毛主席接见。去了以后住在空军学院，那时候不像现在路修得这么宽，住下来以后就等着安排。第二天有解放军排长、班长组织我们。然后那天晚上给我们发的面包、鸡蛋、黄瓜（还是西红柿，忘了）。把小刀、钥匙串都收起来，在西郊机场准备接受毛主席检阅。
我们那时候都比较听话，被集中带着过去，早晨四五点钟就过去了，排着队，慢慢地挪挪、走走，一直到西郊机场排好队、再坐好。最后毛主席他们坐着敞篷车开过来。可能前面是汪东兴他们，我们都把汪东兴当成毛主席了，就喊“毛主席万岁！”最后一看一听，后面的声音更大，原来真正的毛主席在后边车上呢。
采访者：这是毛主席第几次接见红卫兵？
王德成：第七次了，但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毛主席。头一天晚上周总理也通过喇叭向解放军讲话，“你们要接待好毛主席的小客人，一定要加强管理，注意安全”等等。当时好像听周总理的声音很清晰，不知道是录音还是直接传过来的，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听周总理的讲话声音。我当时在过道里都能听到，确实我们是“小客人”。后来天快冷的时候，把解放军那绿颜色的大衣都发给我们，本来应该还的，可有些人就穿回家了，但我没穿回家。
回去了以后，我得了阑尾炎。我在北京啥病没犯，也没拉稀，也没胀肚子，也没感冒。
采访者：来北京几天时间？
王德成：二十多天，好像快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