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开始变冷，但苏联的老师对我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师生之间的感情依然很真挚。
到1959年我们毕业回国的时候，虽然是晚上12点左右的火车，这位老教授（国际知名的热工专家泰茨教授）依然送我们到了火车站。其实他平常是不怎么出门的，但我们回国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要送我们一程。我回国参加工作之后，他还把新出的书寄送给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
在我毕业之前，他特别希望我能跟着他读研究生，当时说好我先在国内工作两年，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最终也就没能实现这个愿望。这位老师教学特别认真，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工作以后，也会带自己的学生做一些课外的研究活动，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这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说起苏联的老师，我心中总是会浮现出很多熟悉的身影，他们都曾给过我无限的关怀和帮助。我1957年能够提前回国探亲也全靠苏联老师的帮忙。
我们是1954年到的苏联，到大学三年级暑假的时候才回国探亲。那时候国家规定5年期间可以探亲一次，我们班是安排在1957年暑假。
按规定我们回国的路费是国家负担的，但是后来同学们主动从生活费里省出了一部分，所以回国的路费都是同学们自己出的，大家都想为国家减轻一些负担。
出国已经三年了，所以这次我自己特别想回家多待几天。但是我们从中国到苏联往返都是坐火车，来回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整个暑假也就一个多月。老师就跟我说：“你这次回去，路上那么长时间，暑假也就是一个多月。”我明白老师的心意，但是毕竟出国三年了，自己还是希望能回国看看家里人。
后来，老师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而苏联又是随机抽题、笔试和口试结合的考试形式，所以老师允许我提前参加考试，但前提是我必须和以往一样各科成绩都达到5分。
听完老师的建议之后，我就更加努力学习，在考试中各科都拿到了5分的优异成绩，终于可以提前回国了。这次能提前走我最感激的还是自己的老师，是他抽出自己的时间帮我安排了考试。我回国要到广州看父母亲他们（母亲在弟弟去世后就到广州和父亲一起生活），还要到宁波老家看望祖父，老师理解我回国看望家人的急切心情，也希望并努力帮我多争取一些时间，这份情义到现在我都铭记在心。
不管世事怎样变迁，我不会忘记苏联的这些老师，他们教给了我知识，也给了我长辈般的温暖。
同窗情浓浓
1995年，邱夏陶（左三）在乌克兰国立冶金大学（原苏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时的同班同学聚会
在苏联，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可敬的老师，同时也有幸结识了一些可爱的苏联同学，建立了真挚的同学情感。
记得有一次我打篮球受伤住院，一直都是同学们在身边照顾我。我在医院住了两周时间，都是同学们帮我把笔记带过去，然后我自己对着笔记自学。
一直到我回国以后，我和苏联的好多同学都保持着联系。
1990年我高访去了苏联，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我被安排到莫斯科钢铁学院访问交流。我先去了莫斯科，然后去了我们学校所在的城市。虽然距离我们毕业已经三十多年，但同学们听到我去的消息，都积极地相互转告，然后从不同的城市赶到母校所在的城市。后来我每次去乌克兰，同学们都会尽量抽时间参加聚会。
1990年，邱夏陶乘火车从北京站出发去莫斯科前与妻子合影
开始的几年聚会都是同学们花钱操办的，我也提过自己也凑一份子钱，大家一起办聚会，但他们直接拒绝了我：“你是客人，绝对不能让你拿钱！”过了两年我才知道苏联解体以后，其实他们的经济条件都不好，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自己掏钱举办聚会。对于这些事情，我知道以后特别感动，再后来去聚会的时候，我就拿出100美元，希望可以减轻他们的一点负担。当时100美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对于我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当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得已经很不错，我工作各方面的待遇也都挺好的。开始几年的聚会同学们花了不少钱，我现在拿出100美元不是为了偿还人情，我知道这份情也不是用金钱可以偿还的。我只是希望我们情感联络的聚会不要为他们带来负担，只是为了尽一己之力去呵护好我们之间浓浓的同窗情谊。
与苏联、与母校永远的情谊
1999年，邱夏陶（正面左二）在乌克兰国立冶金大学（原苏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参加母校建校百周年庆典后与校友欢聚
我的母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成立于1899年，1999年我收到了学校的邀请，他们希望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学校的百年校庆。
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宣布独立，但是乌克兰的经济等各方面后来发展得都不是特别理想。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乌克兰参加了学校的百年校庆活动。
当时我带了景泰蓝的工艺品作为礼品，大的一对花瓶送给学校，小的一对送给了我们系里。据说校庆的时候学校邀请了很多国家的同学，但是那次回去参加校庆的外国同学只有来自中国的我。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尽管原来同学们之间关系都特别好，但是这次去的外国同学却只有一人，见到我以后，同学们就像见到了至亲的人一样特别开心特别激动。好多同学都抱头痛哭，一方面是因为好多年同学没有见面，大家心里很想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他们的生活状况大不如前，所以大家都很伤感。
在校庆上，我还作了发言。因为多年不用俄语，语言组织运用能力有所下降，自己写了半天只写了个初稿。正好当时我住在他们帮我安排的一个家庭里，这家的主人是原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文联主席，他已经去世了，剩下他爱人和女儿住在里面。后来我就找这位老太太帮忙修改发言稿，老太太让她女儿帮我修改。后来我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跟她女儿说了，她女儿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文字功底也比较好，就帮我改写了发言稿。我看完后确实觉得写得挺好的，表达出了我内心最想传达的情义。
我发言之后，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感动。每一句话都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讲了当初留学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以及我们每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虽然我们分别三十多年，但我们一直都没有忘记母校，没有忘记这里可敬的老师、可爱的同学们。之后，全场起立，长久地热烈鼓掌。
光阴流逝，我与老师同学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定格为永恒，曾经的那份真挚的情感也将永远停留在我们心间。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去乌克兰。每次去的时候，都有同学在机场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达乌克兰基辅机场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一个比我早毕业好几年的校友依然等在机场接我，然后帮我安排了住处。他当时已经是一个大研究所的副所长，级别算是很高了，但还是亲自接我，并且帮我安排好住处以后才走的，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第二天下午他又来看我，并约好次日再来接我游览市容。
1994年，邱夏陶在乌克兰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