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莫斯科的时候她在克里米亚，所以我也就没去她们学校。而且我和同学们之前都去过莫斯科了，所以这次出去玩主要是去列宁格勒。到了列宁格勒之后，那里有中国同学会，所以就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没有想到聚会的时候她正好实习结束，于是在列宁格勒我和她在分别两年后第一次见面了。
参加聚会的有很多人，还有从乌拉尔赶来的同学，很多人两年都没见面了，所以在聚会时大家都觉得特别亲切。
1956年，邱夏陶（右二）和同学在涅瓦河畔，右一是妻子顾小芸
当时她住在列宁格勒大学，我住在另外一个学校。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多星期中，我还陪她去看过她哥哥一次。当时她哥哥也在那里读大学，但他的学校离列宁格勒大学比较远，她就叫我和她一起去。这次之后，我和她的关系自然就近了一些。之后几天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在一起，正好她住的列宁格勒大学在涅瓦河旁边，那里环境很好，而且很安静，我和她经常在那里散步聊天，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了。
没有含蓄的暗示，也没有直露的表白，在两年通信之后再相见，虽只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但一切已经水到渠成，我们自然成了同学们曾经只有在打趣时说的男女朋友。
一个多星期马上就过去了，开学的时间渐渐临近。她要回莫斯科，我也准备回学校了，因为之前每学期开学之前大使馆都要求我们回校统一参加政治学习。我和她一起到了莫斯科，然后我再换车回学校。她希望我能陪她在莫斯科再待几天，但我觉得为了女朋友不参加政治学习肯定不行，所以就回绝了她，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坐车回了学校。
她有些不开心，而且她说根本就没有政治学习这么一回事，那时候我们刚刚确定恋爱关系，彼此间还没有像现在相濡以沫这么多年之后的信任和默契，所以觉得我是在骗她。但我从学校出发的时候得到的通知确实是要回去学习，虽然也有点为难，但我还是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以后，我才知道大使馆是在我们到了列宁格勒时才决定取消开学前的政治学习，改在开学后抽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进行学习。为此我也感到挺遗憾，没能陪她在莫斯科多待几天。正好回学校以后见了一位留苏预备班的同学，我和他讲了这件事情。他说：“你和她已经是男女朋友了，你回来她肯定有意见，反正现在不用政治学习了，你还是回去吧！”
本来我心里也为没能陪她觉得有点不安，被同学这么一说，我就决定再返回莫斯科陪她几天。于是，我和同学就去买第二天走的火车票，结果没买到火车票，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航空公司，我就买了当天下午去莫斯科的机票。
由于飞机晚点，晚上才起飞，到了莫斯科已经很晚了，找她也不方便。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先到莫斯科大学。正好在去莫斯科大学的公共汽车上，我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电工，那天上夜班，这就是准备去接班的。我就和他一起去了莫斯科大学，他把我带到电工室住了一个晚上。电工室是比较保密的地方，进去要办手续。为了方便他就带我从窗户跳进去了，可以看出，他对我们中国人还是很信任的。我自己也很庆幸，在晚上能遇到一个陌生人对我如此竭尽全力地帮助。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顾小芸了，她看到我很意外也很高兴。这次，我在莫斯科一直待到快开学才回去。
分别之后的突然相聚让我们的关系在这个假期后逐渐变得更加牢固。其实，在这之前我和她虽然是同学，但也没有太多的接触，没有想到通信两年再相聚，我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我后来曾经和她开玩笑：“莫斯科的同学有很多，还有研究生什么的。你怎么就选我了呢？”也许感情的事没有原因，遇上了便是缘分，能走在一起就是幸运也是幸福。
步入婚姻
1957年暑假，我提前回国探亲时，顾小芸已经和她父母说了我们的事情，她母亲希望见我一面，那时候，我母亲在我弟弟去世之后已经搬到了广州去居住，因此我特意去了一趟上海，看望她父母。
我去了她家里之后，她家人对我很热情，还招呼我留下来住，不过我还要回广州看望父母，所以就没有住。
正式放假之后，她也从苏联回到了上海。所以我又从广州赶到了上海，这次就住在了她家里。
1957年后，“反右”运动开始，她父亲原来是律师，解放以后当了教师，当时是民盟支部的一个负责人。在“反右”运动后期，她父亲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当时有很多人因为与“右派”的关系而使得前途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顾小芸也是为了我的前途尤其是政治前途考虑很多。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犹豫，因为我相信她的为人，也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后来我主动和组织上说明了这件事情，组织上也很理解，说：“她也是留苏的学生，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就看你们自己之间的感情了，你们自己解决就可以了。”
她一直都在为我考虑，深怕影响我以后的前途。后来她父亲专门从上海给我写了封信，让我认真考虑清楚。在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政治问题前途受到了影响，因此，有一部分年轻人因为这个问题而选择了分手。我自己也知道如果和她在一起，可能会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影响到我的发展，但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和她在一起的决心。我相信她，也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我们会努力将这份感情经营得越来越好。
假期结束，我们一起回到了苏联。她依旧在莫斯科读书，我还是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我们始终保持通信联系，到1958年暑假的时候，她去了我们学校，时隔一年之后，我们再次见了面。之后的一年我们也一直都是通信联系，直到我们毕业回国。
1959年，邱夏陶回国后和妻子在上海
1960年，邱夏陶和妻子在上海
1959年夏天，我们正式毕业了，两个人就开始商量终身大事，准备结婚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所以希望我能回广州结婚；她家人希望我们到上海搞一个比较隆重的结婚仪式。为了避免矛盾，同时也为了避免家里人为我们操持婚礼而劳累，我们在回国之前就在莫斯科登记结婚了。所以我们的结婚证也很特殊，是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领取的。
没有举办隆重的结婚仪式，也没有宴请很多的亲戚朋友，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相濡以沫几十年走到了现在，虽然平淡，却也幸福。
平淡而幸福的婚姻生活
1995年，邱夏陶和妻子在巴黎凯旋门
2011年，邱夏陶和妻子在嘉峪关
我和妻子顾小芸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很平淡。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她也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工作和学习都非常积极认真，所以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比较多。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把他们送到了上海让父母帮着照顾。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又把他们送到了广州。所以在照顾孩子方面，我们的父母替我们承担了很多，我们自己也就轻松了一些。孩子们回来以后，学习也都很自觉，后来又考上了大学，学习和工作都很顺利，我们没有操太多心，这一点孩子们让我们很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