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人对我挺照顾的，他们的关心让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与名利无关的那种感情，真挚而温馨。
因为自己一个人居住，所以母亲还是很担心我。那时候社会上比较乱，母亲特别关照我，叫我好好学习，想玩就稍微玩玩，但是不要跟外面的人瞎混。我自己也很理解母亲的心情，警惕性也很高，一般就是和同学打篮球，不怎么出去玩。我住的房子周围邻居都是比较熟悉的人，母亲和他们都认识，所以自己一个人住着我也没觉得害怕。因为当时社会并不安定，再加上自己一个人住，身边没有大人照顾，我也就更加听话。
在学校里，我安心学习，成绩还不错，另一方面我各项活动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和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只是我的英语成绩还是不太好，英语老师又特别严格，免不了还是要挨打，但我并没有放弃英语，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后来慢慢地就赶上去了。
学习上我很努力，生活上也得自己照顾好自己。那时候我的衣服都是自己洗，楼下就有自来水，拿下去洗洗就可以了。当时我年龄并不大，但干这些活也从来没觉得很困难。虽然以前和家人一起住的时候自己可以少操心一些，但家里事情很多都要母亲操劳，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洗一些自己的小衣服，如背心、衬衣之类的，以前并不优越的生活让我现在独立生活时少了很多困难。这样看来，有时候苦日子也是一种财富，只要自己从中能有所收获，那所有经历的苦难都是有价值的。
自己一个人生活也免不了会碰到一些麻烦事，但我还是很好地应付过去了。那时候我住的房子是向别人租的，又赶上那会儿房子很紧张，有人想要这间房，于是就过来闹，想把我赶出去。我虽是个孩子，但也尽量表现得很镇定、很厉害，我记得自己只跟他们说了一句话：
“你走吧，等我爸爸妈妈来了再说！”
后来，经常和我打篮球的一些同学到了我家里，那些人看我们一帮孩子，怕我们去捣乱，这事也就算完了。旁边的大人有的夸奖我勇敢，觉得我一个人在上海挺不容易的。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但努力坚持过来了，对于自己就是一种成长，一种收获。
我在上海一个人生活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平常和母亲也没有联系。母亲和祖父都住在宁波的农村，而且他们都不会写字，偶尔给父亲写信都是找别人帮忙写的。只有父亲船到上海的时候可以陪我待几天，所以我总是盼望着招商局的船返回上海。隔一段时间我就忍不住跑到招商局大厅，那里贴着船什么时候回到上海等信息，这样我就能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因此，往招商局跑成了我定期的一个习惯，而父亲回上海的日子就成了我一个人生活当中最开心的一件事。
父亲在招商局船上的工作也比较辛苦。因为招商局是国营的，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打了败仗，当局就命令船去葫芦岛接士兵，有的时候还要去装货。另外，招商局的船都是抗日战争以后，从美国公司买的大船，叫海船，原来国内是没有这种船的。这些船的系统很复杂，父亲是搞轮机工作的，所以他要对船的很多新技术进行学习。当时父亲手下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但父亲没有上过大学，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全凭之前工作的经历然后一步步在实践中自学摸索。因此，父亲的工作压力也是很大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晚上说的梦话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父亲没上过大学，在工作上有吃力的地方，所以他才更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书学习文化知识。即使家里生活困难，父亲依然坚持让我读书。父亲的这种坚持让我在社会动乱和家境困难的双重压力之下能够继续上学，对我以后的人生发展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独自在上海待的那一年，正值解放前夕，可谓是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当时经常在马路上看到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同学在游行，后来反内战的游行越来越多，我也逐渐地开始关注政治。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1947年，报纸上报道日本人要赔偿我们军舰。我看到以后对这件事很感兴趣，所以那天就没去上课，一个人走到黄浦公园，就是现在的外滩公园，等待日本赔偿的军舰的到来。当时那个公园是免费的，报纸上说上午军舰就到，我一上午就坐在那儿等着，很想看看日本人赔我们什么军舰。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后看到在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都挺大的，所以我很好奇，想看看日本会赔我们什么样的军舰。没想到，后来开来的几条军舰却是破破烂烂，而且都特别小。
独自在上海求学的日子
一个人在上海的生活有很多的不易，但我为了学习坚持过来了。这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小时候那段艰苦生活的重要价值，是那段经历让我学会了坚强，让我能够在上海独自生活和学习。
随父亲到船上自学
到1949年的时候，我读初二，依然独自在上海学习生活。那时候的上海更加混乱，父亲在船上的同事都开始劝他别让我一个人待在上海。开始的时候父亲还不打算把我接走，但过了春节以后，上海形势更加不堪，不只物价不稳，硝烟的味道也越来越浓，郊区已经有了共产党的部队，国民党可能马上就要溃败，战争一触即发，可能我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而且父亲是在国民政府招商局的船上工作，如果上海解放了，他们的船就回不了上海了，那我一个人在上海没有经济来源是无法生存的。
因此，1949年大概三四月份，父亲接我离开了上海。这样，我初二下学期没上，就随父亲到了他工作的船上生活。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解放，父亲的船不能回上海了。我就和父亲一直待在船上，生活了将近一年。
在船上，父亲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因为当时父亲在招商局的船上已经算是高级船员了，各方面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他的房间不是很大，但住我们两个完全可以，我就在屋里的沙发上睡觉。父亲是船上工作人员，不需要付伙食费，但我要另外交纳伙食费。吃饭、睡觉的问题父亲都帮我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我自己在船上好好学习了。
父亲接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我的学费也已经交了，但那时候学校里也很乱，实际上同学们也不怎么学习了，尤其是高年级的同学，怕国民党占领学校，总在搞护校运动。我走的时候，就把书带到了船上。父亲要求我每天要写毛笔字，还规定了写多少字。然后还要学习课本知识，包括算术、地理和历史。我就按着课本学习，因为父亲也不懂这些，所以都是靠自己的自觉性去自学。
这次在船上从1949年初一直待到1950年，过了春节以后，我才回到了上海。实际上我初二下学期和初三上学期都没有上学，也没有人给我辅导，就靠在船上自学。1950年回到上海以后，我到原来的学校，说明了我自学的情况，然后学校给我开了证明，这样我才可以直接和原来的同学一起学习初三下学期的课程。
船上见闻
我乘坐父亲的船离开上海以后就到了广州，船上有国民党的一些高官，还有撤退的人和在上海装的一些物资。
船到广州以后主要就是运输国民党士兵。那时广州还没有解放，黄埔港有很多国民党士兵，国民政府要求把这些兵运到海南岛。后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船往海南岛开了好几次，运的都是国民党士兵。
我在船上和国民党的士兵也有一些接触，当中有一部分也是心向共产党的。我记得有一个四川籍的士兵和我聊天，因为我在重庆待过，所以我的四川话很流利，完全可以听懂他的话。他就说自己感到国民党不行了，因为他们就是一路被打过来的，最后要撤到海南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