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继续读小学
1946年，父亲到了上海。大概半年多之后，父亲在国民政府招商局找到了工作。当时招商局从美国进口了很多船，需要一些技术人员，父亲就到了招商局的船上，依然负责轮机技术方面的工作。
虽然这个工作要经常跑海外，非常辛苦也比较危险，但工资水平还是不错的。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以后，父亲把我们从宁波又接到了上海。
因为父亲刚刚工作，家里经济还是比较差，所以父亲把我们接到上海后还是先在亲戚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亲戚帮忙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虽然房子很破，但价钱也不便宜。当时社会不稳定，物价很高，我听说租房子都要用金条付账，但不管怎样，我们在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处，也算是安定下来了。
有了住处以后，我就可以上学了。我们家附近有个容海中小学，我就到那里继续读书了。我在重庆已经上到了小学五年级，所以这次在容海中小学就直接跟着上六年级。上海的学校对英语教学非常重视，但我在重庆没学过英语，所以我在学习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英语。
上海的学校至少从小学三年级就就开设了英语课，所以我和其他同学的差距挺大的。为了学好英语，我特别努力，上课总是认真听讲，但因为基础太差，别人都已经学习英语课文了，我才从ABCD开始学起。虽然我记忆力不错，生词也都背得会，但句子结构之类的根本不懂，再加上家里也没人可以帮忙辅导，英语成绩总是不理想，我记得当时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是最差的。
教我们英语的老师要求很严格，为此我也挨了不少打。老师要求背英语课文，我总是背不出来。一般简短的词句还比较容易背，长一点的我就记不住了。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因为背课文被老师打的情景，当时就因为“美丽”这个词我怎么也背不顺，“b-e-a-u-t……”我就瞎背，结果被老师打了，因为这一顿打，后来这个词我背得特别熟。那时候学习英语真的特别辛苦，背不会单词老师就打手，背错几个就打几下，很多时候我手心都被打红了。虽然按现在来说这位老师的教学方式不科学也不可取，但对于我而言，老师的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起了很大的督促作用，逼着我背书掌握了很多东西。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还是应该感谢这位老师，让我更多更快地掌握了一些英语知识。
虽然我英语基础很差，但经过自己的努力，也算是赶上来了。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英语还算可以，最好的时候考了八十多分，虽然和成绩特别好的不能比，但对我来说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和收获了。
读完六年级以后，我就升入了初中。因为容海中小学是小学和初中都有的，所以我初中还在这个学校。
物价飞涨艰难度日
到了1948年的时候，我母亲就从上海又回到了宁波。因为当时物价飞涨，一天几变，在上海生活实在太过艰难，母亲就回到了老家。那时候在上海，我经常看到“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
父亲当时在招商局的船上工作，也算是高级技术工人，但在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下，家里还是无法承受物价不断上涨的压力。
我记得招商局每次都要等船快要开的时候才给大家发工资。钱都是用帆布袋来装的，一大摞、一大摞的。每到发工资的时候，船上工作人员的家属就拿个大袋子去领工资。拿到钱就赶紧去买米和油盐酱醋之类的，不及时买的话第二天很可能东西就涨价了。
我家里父亲要上班，母亲要在家照顾弟弟妹妹，所以领工资的事自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每到父亲发工资的那天，我连学都不去上了，就在船上一直等着发工资。
父亲他们的船是一个挺大的货轮，船上搭了一个软梯。在船上拿到工资以后，我们就要从软梯上爬下来。我还记得软梯是从船头上面垂着下来的，如果是垂直靠着船壳下来的可能还好点，但船壳的下部是向内倾斜的，所以爬到软梯的下面时，人就会随着软梯晃来晃去，也没有靠的地方，心里挺害怕的。这时候父亲总会提醒我：“你抓紧啊，抓紧啊！”虽然每次爬软梯都很害怕，但无奈家里孩子中我最大，这活只能靠我硬着头皮干了。
每次我都是拿帆布袋装上钱，然后战战兢兢地顺着软梯下来。拿到钱之后，母亲就赶紧带我一起去买东西，因为物价总在涨，等到月底，手头的钱都不值钱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让人们把法币换成金圆券，说金圆券将来就是金的价值，外币都不要用了。我父亲他们的船到香港、广州等地，有的时候发的工资就是外币。父亲到外滩中国银行把外币换成了金圆券。当时排队去换的人很多，大家都生怕以后外币在上海不能用了。可是后来金圆券很快就贬值了，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在巨大的物价压力之下，好多上海人都到农村去生活了，毕竟在农村生活成本会稍微低一些。
在这种环境之下，母亲也实在受不了了。物价一天天上涨，生活上什么东西都要花钱，她就要回宁波，因为在宁波有个菜园子，可以自己种点东西，不用什么都去买。那时候，弟弟妹妹还小，而我已经是初中的学生了。宁波乡下没有中学，如果读中学的话要到宁波市里，也不能在家，况且宁波市里也没有住的地方，而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够好好读书，所以他提议我留在上海继续读书。在上海我们租的房子还可以继续住，这样也就不耽误我的学习。父亲就问我：“敢不敢一个人住？”
我说：“敢。”
这样，我就一个人留在了上海继续读书。
父亲当时所在的船是从上海开往广州的，每次至少隔半个月才能回一次上海，因此父亲托了一个认识的人，给了人家一些钱。这样我用钱的时候就可以找他，偶尔也可以去人家家里吃顿饭。
家里人回宁波的时候，我也去送了，送到了十六铺码头。当时正好我父亲也在上海，就给母亲他们买了从上海到宁波的船票。我记得船大概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开，第二天一早到宁波。
答应父亲自己一个人留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也不觉得害怕，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但在码头送走母亲他们的那一刹那，心里还是特别难受。虽然在上海也有一些很要好的同学，还有曾经跟父亲一起工作的人，他们互称师兄弟对我也不错，但是亲人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亲人给予的照顾和关怀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当我看着母亲他们乘坐的船渐行渐远，想到自己以后要一个人在上海生活，内心不免有些惆怅。在这一刻，我体会到了亲人的重要。
独自在上海求学的日子
母亲回到老家之后，我就开始了一个人在上海求学的日子。
父亲定期会给我一点生活费，但我从来不会乱花，每次都会计划好自己的生活开支，合理安排父亲给的这些钱。
早晨我在外面买碗阳春面或者大饼、油条，中午有时候也在外面随便吃点东西，虽然父亲托了人照顾我的生活，也给了人家一些钱，但我不太好意思到人家家里吃饭。有一段时间，外面特别乱，那家人就不让我在外面吃，跟我说：“中午和晚上就到我们这来吃。”他们当时也挺照顾我的，看我一个孩子自己生活也挺可怜的，就总让我到他们家去：“你来和不来我们烧饭都一样，你来我们也不多烧什么东西，不费事的，就一起来吃吧！”听了他们的话，后来我就比较放心了，这才中午到他们家里吃饭。虽然我父母和他们比较熟，但我和他们并不是很熟，总有些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