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船上虽然没有被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但也遇到一件事情，至今想起来都让我心有余悸。
记得那是在广州快要解放的时候，有一次在黄埔码头，士兵都已经上船了，军方要求马上开船。但是船上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到招商局的批文，所以他们拒绝开船。
当时国民党的几个军官把枪都拿出来了，他们把枪放在桌子上，大声问：“开不开？”看情形，好像如果不开船他们就要开枪了。
当时船长和父亲他们几个高级船员都在，军官一直厉声要求他们开船，但他们几个也很坚决：“没有拿到招商局的批文，我们不能开船，这是有规定的。”
那几个军官一直强调，现在船已经被军管了，要求船员马上开船。但父亲他们还是坚持即使是军管也得有批文才能开船。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个站出来说话了：“大家安静下来，再讨论讨论，快点和招商局总部去联系。”
这样，有人开车到广州招商局拿到了批文，这件事才算缓和下来，船也就顺利开到了海南。
虽然事情最后是解决了，但看到那些军官掏出了枪，而且父亲当时就和他们在一间屋子里，我心里很害怕。本来没有批文船就不能开，父亲他们是有道理的，但国民党军队想快点走，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快打到广州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处理不当，也许危险真的就降临了。
国民党军队到了海南以后，士兵穿的衣服还是棉服。国民党在海南当地抓壮丁运到广州去打仗，把在广州的老兵运到海南。老兵到海南以后就把棉服里面的棉絮拿掉然后发给新兵，他们自己则换成了夏天的衣服。当时船上好多人都说：“这简直是胡闹，这种兵能和共产党打吗？”我亲眼看到国民党把抓的壮丁运到了广州，当时已经是五六月份了，天气很热，运往广州的新兵都是抓的壮丁，他们在船上特别苦，不像老兵有床位，因为怕他们逃，所以都集中在大舱里，由一些老兵看管。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想搞兵变，就被抓起来绑在了船头上。当时天气很热，有个海员担心那个人会渴死，所以就想给他送点水。负责看管的是一个老兵，四川人，船员跟他说了以后，他同意了。但是如果大人去恐怕惹恼那些老兵，大家都觉得让小孩去送比较合适，所以就端来一碗水让我给那个人送过去。
对这些事情，船上的人私下里都在议论，国民党把老兵运出来，让新兵去打仗，能打胜仗才怪呢？虽然我当时年龄不大，但是也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听到了大家对于国民党一些行为的评价。
到广州后不久，上海就解放了，船也不能回上海了，就在各地往来，因为当时的招商局在香港也有办公机构，船就到了香港。
父亲有一个师兄在香港开了一个小的修船厂，因为父亲技术很好，所以他想拉父亲到他的厂里去工作。另一方面，他也是宁波人，曾经在上海工作，所以也希望上海人到厂里工作。他找到父亲后看到父亲还带着我，就提出让我去他那里工作。父亲和他关系很好，我到他那里的话他也会很好地照顾我，但是我自己不太愿意。另一方面，父亲也不想让我过早参加工作，他还是希望我能够继续好好读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父亲帮我联系了香港的一个中学，但是香港人大都说广东话，我也听不太懂，所以想最好过一段时间能回上海。
父亲的思想很开明，虽然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初中生，但对于我工作还是学习的事情他并没有替我做决定，而是一直在和我商量。
当时国内局势并不稳定，有一些人希望能留在香港，我那时候如果想待在香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父亲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学校，或者我也可以在父亲的师兄那里工作，而且如果在他那里的话，即使是做学徒收入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当时香港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还是希望能回到上海。而且父亲也是希望我能继续学习，他一直认为要学好知识将来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当时船上也有很多人劝父亲：“你就让你儿子留在香港吧，以后你的船开来开去，就像香港有个家一样。”但父亲还是很尊重我的意见，和我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还是等一阵再作安排。
招商局起义
邱夏陶的父亲参加起义获得的纪念品
父亲的船到香港以后主要就是搞商业运输。香港招商局当时有13艘大船，他们主要依靠这些船运货来盈利。当时主要是运货到泰国，因此，我也随着船到了泰国。在曼谷的时候，泰国海关到船上来检查，船长给了一个名单，我看到上面也有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是为避过检查，他们将我算作了船上的实习员。
虽说在船上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在香港待的时间比较多。广州解放以后，船开到过海口、三亚、榆林港，我都跟着船去过。
船到香港以后，香港招商局想尽办法不让船开到台湾去。当时在船上国共两党的人员都有，双方的斗争也比较激烈，后来听父亲说我们这条船有一次差点就被劫持到台湾了。因为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活动很猖狂，他们已经把机关枪、冲锋枪、手枪藏到了船里面，并且收买了一部分海员，不过高级船员都没有被他们收买。后来这些人在船上被抓住，我们才算逃过了一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香港市民都很高兴，街上有人卖印有国旗的胸章，我也去买了一个别在身上。当时就有船员过来提醒我：“你还是不要别在衣服上面，很危险的。”当时我不是很明白，现在想来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提醒我，因为船上也有国民党的人员，我这样做是很冒险的。
当时船上很多人都对国民政府很反感，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0年初招商局就带领13条船宣布起义。很快我们在餐厅里面，看到了周总理发来的电报，祝贺起义成功，并感谢所有参加起义的人员。我们船上的工作人员都算起义人员，我父亲他们都得到了起义的勋章。
那一年，招商局起义，两航（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起义，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只身返回上海
招商局的船宣布起义以后，我和父亲在香港的生活就好了很多。父亲发的工资都是港币，领到工资后，他马上就带我去寄钱到宁波老家。
这时候我和父亲开始考虑我回上海上学的事情。当时船上有人劝我们说就在香港上学吧，但是我还是想回去，父亲也很尊重我的意见，同意我回上海去读书。
父亲在香港的时候就提前给一个在上海的亲戚写信，说想让我到上海以后先到亲戚家里。这个亲戚和我同族，也姓邱。后来我回到上海以后就住到了他家里，他家的房子比较大一点，他儿子考上大学以后去了山东，这样他儿子原来的房间就可以给我住了。
父亲帮我联系好了回上海的住处，但是他不能和我一起回去。船上还住着一些工作人员的家属，他们也都希望回老家，有些人宁愿不要工作也要回上海。当时的规定是普通船员可以离开，但是船长、轮机长、业务主任和报务员等，都算高级船员，这些人不能随便走。我父亲当时也算是高级船员了，所以他需要留下来进行船上的日常工作并保护船只。
这次我就得一个人回上海了，船上也没有很熟悉的人，父亲也挺担心我的，他总问：“你一个人去行不行？”之前我一个人在上海读书他还不是特别担心，但是这次回上海我得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坐火车到上海。到了上海以后问题就不大了，父亲已经和亲戚联系好了。但是从香港到上海毕竟路途遥远，父亲很担心。但我还是想回上海，所以尽管父亲不能陪我，我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