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27日，他在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党成立69周年的会上讲话说：“这些年来，我们党传统的群众路线被削弱了，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事要认真地耐心地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地去办。我们执政以后，这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削弱了，放松了，自下而上的少了，自上而下的多了，有些事情应该办，但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最近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决定，着重讲群众路线，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要坚持执行。”
1991年4月，彭真在病重时讲了下面一段话：“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靠什么来维持、检验、加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中讲了三条，我看，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背离了群众路线，党和国家就会变质。这是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共同的根本性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点大意不得。”这是彭真一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他逝世前留下来的嘱托。这个思想是同党的十七大四中全会做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建议中强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一致的。
彭真同志给马句的题词
1990年4月在玉泉山，他给我写了“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十四个大字送给我，勉励，督促我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做好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是他留给我最珍贵的教诲。
在中央党校学习
我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很大的学习热情，上学时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看到的有关马克思的书籍非常有限。解放后，我就一直忙于工作，虽然也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学习很不系统和深入。到中央党校学习，弥补了我的缺憾。
1961年，马句在中央党校留影
1959年，北京市委送我到中央党校理论部1959年班学习。我在这个班学习的时间很长，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党史，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在学习期间，还到农村进行了一年的“四清”工作。1965年我才正式结业。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受益最大最深的是在1959年开学时，杨献珍校长对我们讲的如何正确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很多、很完整、很系统，他们的思想、著作都是实践的总结，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校长强调这些伟人的思想著作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中期、晚期论述不同。只有按历史顺序学好他们的主要著作，了解他们思想、著作的发展过程，才能学到他们著作中的精神实质，掌握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历史、著作、现实三结合。学习著作的历史背景，知道他们在什么形势下提出和解答问题，才能了解他们著作的精神实质。在学习中要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现实，才能正确运用。不知道原著写作时的历史背景，就会对原著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犯教条主义。如果你不了解现实，如何能够运用呢？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毛泽东著作，一定要按他们著作的历史顺序去学习，才能掌握他们的发展脉络，才能了解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现在报刊文章中动不动就讲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什么地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都讲不清楚，讲了很多套话、空话，贻害读者。”
当年杨校长对我们讲的这些话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我遵照他教导的方法学习，受益很大。杨校长在1960年，特别是在“文革”中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实践证明，他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他是一位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理论家。“文革”后，受到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敬重。
1962年，马句（左一）在中央党校时留影
在中央党校学习，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深入了，有一些体会和感悟。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中央党校学习，杨献珍、艾思奇同志亲自给我们讲哲学，指定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教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艾思奇同志教我们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说这篇文章简明的讲述了唯物史观的原理。这本书是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研究了大量文献而得出的科学成果。马克思说：这个成果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对这个成果，马克思简要表达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提醒：“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恩全集》3卷82至83页）
在中央党校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他在晚年强调。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时，“才能使得阶级差别的消失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它能长期维持，而不至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停顿或者甚至倒退”（《马恩全集》18卷538页）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必须全面、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才能顺利进行革命和改革。马克思指出：不顾生产力发展程度而进行的革命和改革不仅不能成功，反会使一切旧的东西复辟。实践证明了这一真理，20世纪末叶，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复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超越社会生产力，使经济受到重大损失。
恩格斯晚年在德国发现了一些青年人过分看重经济因素，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不能全面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唯物史观原理说明历史，而是简单地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历史、对社会生搬硬套，引起思想混乱。1890年8月21日他给约·布洛赫写了一封信（《马恩选集》3卷477页），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有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后，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事件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