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出生避战老家
1934年，虽然此时抗日战争并未全面爆发，但此时的上海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这年的5月25日，我出生于充斥着动荡与不安的上海市。当时我们家住在南市老城区的方浜路，就是现在的老城隍庙一带。
我祖父和父亲都是船员。父亲是搞轮机技术的，在当时来说工资也还可以，家里虽算不上富裕但也还过得去。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父亲长期在船上工作，因此家里所有的家务事都要靠母亲一个人操持。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上海的形势就变得不太乐观。虽然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占领上海，但他们在当地已经颇有势力。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父亲便让母亲带着我回宁波老家生活，他们的船也在这时候开到了南京。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很多宁波人居住在上海，因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就有大批宁波人开始逃离上海回到乡下。我和母亲也是在这时候从上海出发的。
那时候每天晚上都有从上海到宁波的海轮，海轮行驶一夜，第二天白天可以抵达宁波。我和母亲就在一个晚上乘开往宁波的海轮离开了上海。
当时我年纪还小，只记得船上条件很差，空间有限，不像现在的船上有单独的房间，我们和很多乘客都挤在一个大舱里面。再加上战乱，从上海离开的人很多，船舱人满为患。可能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乘客可以花更多钱在船上求得较为舒适的席位，但大多数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在大舱里挤着。在我并不清晰的儿时记忆中，这次离开上海去宁波很是辛苦，简直就是和逃难一样的感觉。
依稀记得在宁波老家住了将近一年，直到1938年姑父才去接我们与父亲团聚。
我和母亲离开上海之后，“八一三”事变爆发，随后淞沪会战开始，上海在1937年11月沦陷。因此，父亲他们的船也不能到上海了，后来到1938年的时候父亲就托我的姑父去宁波接我和母亲出来。
离开老家投奔父亲
姑父接我们离开宁波的时候，一路上有很多逃难的人。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战火在逐渐蔓延，许多老百姓都拖家带口带着全部的行李家当往内地的城市跑。
姑父带着我们一行人赶路，非常辛苦。除了接我和母亲之外，姑父这次回宁波还接出了姑母和他们的孩子。姑母一家本来是在上海生活的，姑父也是当海员，但后来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他们就搬到了宁波。
我和母亲离开上海的时候，父亲的船本来在南京，因此原计划姑父接到我们以后要把我和母亲送到南京。但是1937年12月，日军已经攻陷了南京，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到南京了。当时父亲的船在江西九江，所以姑父就带着我们往九江走。
白天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总在轰炸，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为了安全起见，我和母亲还有姑母一家就总是在晚上赶路。姑父在前面带路，我们在后面跟着他走。
每次开始的时候都是母亲抱着我走。那时候我也有四五岁了，母亲抱着我走时间长了也支持不住，所以走一会儿之后母亲就把我放下了来拉着我往前走。但那时候姑母的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自己还不能走路，所以姑妈一路上都得抱着他走，有时候母亲也会替她抱一阵。就这样，大人带着我们小孩在夜色中匆匆赶路，其中的辛苦自不必提。
晚上我们走小路，经常会在田埂上行走。田埂两边都是水，姑父在前面举着火把走，不时提醒我们要小心看路。尽管是小路，但路上远不止我们一家人，还有好多逃难的人。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走着，我隐约记得经过的地方都是水稻田，田埂边的水很深，所以走的时候特别紧张。即使是趁着夜色走，有时候也还是会遇上打枪或者飞机轰炸，大家便四处躲藏。虽然当时我年龄很小，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么危险，所以也不是特别害怕，但一路上总是觉得神经绷得很紧。
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夜里赶路，有时候也坐火车。虽然坐火车比走路要轻松一些，但火车的条件也很差。因为逃难的人很多，一看到火车大家都拼命往上挤，每次坐火车都感觉是把那么多人像物品一样满满地塞在火车里，然后车就开了。有时候生病了，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走不动了，但还是要努力继续赶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逃难的滋味，品尝到了其中的酸涩艰苦。
但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之下仍然有童心的活泼。遇上水路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坐船，坐的船就是乡下的人们自己划的那种小船。我记得有一次姑父好像是向当地的农民租了一条船，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条船是什么形状，也记不起船的主人长什么样子，但我仍然可以清晰地想起自己趴在船边戏水的那份轻松和欢乐。
一路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姑父张罗的，我们就一直跟着他赶路。那段时间社会环境非常混乱，头顶上不时地飞过日本飞机，虽然不是专门对我们逃难的人进行轰炸，但我们也随时随地面临着被炸死炸伤的危险，路上有些人就不幸被炸死了。我们逃难的路走得还算顺利，这都多亏了姑父，他年轻力壮而且灵活机敏，带着我们安全地走过了这一段充满艰险的路。
现在回忆起这段逃难的经历，脑海中只有四个字：不堪回首。那段时间真是太苦了，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但在那样的环境中脑海已经有了“死”的概念。路上不时会有人不幸被炸遇难，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碰到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突然死去。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我想与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时刻充满危险的境地之中，我知道所有的艰辛都是由日本人发动的战争而导致的，慢慢地，仇恨的种子就不知不觉地种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开始厌恶战争，强烈地渴望着和平安定的生活。
战乱中与父亲相聚船上
从宁波出发，一路奔波近两个月，我们终于到达了江西九江。
父亲的船在九江，正好祖父也在那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经历了两个多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后终于体会到了难得的喜悦和温馨。
当时我虽然很小，但一看到父亲的时候简直高兴极了，而祖父和父亲在船上也很担心我们，所以这次在船上团聚一家人都从心底觉得特别开心。
父亲当时在船上负责轮机方面的工作，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是轮机长，但也算船上的老师傅，是高级船员了，因此，我们一家人就靠父亲的关系住在了船上。
船上工作人员中船长和轮机长是职位最高的，轮机长下面有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船长下面有大副、二副、三副，这些人有自己单独的房间。父亲当时的房间很小，但是我们一家人可以住在一起，心里已经是非常踏实非常满足非常高兴了。父亲母亲也放心了，否则分居两地生活很不方便。因为我们家里的经济来源完全依靠父亲的供给，所以如果我和母亲在沦陷区的话相当于被切断了经济来源，生活就难以为继了。
到了船上以后，一家人团聚让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但父母其实还是对生活充满了忧虑。当时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不久日本人又占领了九江，船也就离开九江开始向湖北开进。
我们所乘坐的船上人员也很杂，为了躲避战乱，船员都带着自己的家属住在船上，其他有些上层关系的人也到了船上生活。一般情况下，除工作人员外，即使是船员家属也是不能住在船上的，但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情况特殊，像我们这样的家属都到了船上，因此船上人员众多，很多时候都是拥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