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恩格斯针对有些青年人过分看重经济作用说：“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定的主要原创，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历史是曲折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如果两者是一致的，那就用不着研究历史了。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发展形态、国家形态呈现多元化。
“文革”被批，下放劳动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老年人心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每个老年人经历中都打上了“文革”的烙印。“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人错误发起的，被少数野心家利用了的一场错误运动。这场运动犹如一场暴风骤雨席卷而来，许多老同志都饱经风霜磨难，但幸运的是，很多人都在这场暴风雨中挺了过来。
1965年6月，我从中央党校结业，回到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工作，任党刊室负责人，负责主编《北京工作》、《简报》、《党内参考资料》三份党内发行的刊物，并参加一些市委文件、报告的起草工作。
2010年，马句（中）拜访郑天翔同志（左）时留影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工作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共北京市委首当其冲被批判。1966年5月初，中央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书记，接管和改组旧市委。原市委书记处的六个书记中，彭真、刘仁、郑天翔三位撤职查办；万里、赵凡、陈克寒三位留任；同时又增加了三位新书记，建立了新市委。原来旧市委处以上的各部委负责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在新市委的领导下继续工作。不到一个月，形势变了，造反派、红卫兵起来了，旧市委被彻底砸烂。原在旧市委工作的干部全被停止了工作，处以上干部都被批判审查。
我在市委工作十多年，给彭真、刘仁、郑天翔当助手，所以被列为批判的重点。当年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贴了一百多张，纷纷揭露我是“旧市委的黑干将”、“旧市委最黑的四黑人物（‘四黑’是指我是地下党员、刘仁城工部的干事、彭真的秘书、市委送到杨献珍黑党校的学员）”、“旧市委培养的黑秀才”。批我“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吹捧彭真”，“吹捧彭真的《二月提纲》”，“反对林彪、江青、康生”，是“彭、刘反革命集团的忠实走狗”等，给我扣上了这么多大帽子。那时真是一个黑白颠倒，无视法纪和道德的年代。
2009年，马句（右二）和市委老同志在一起
在批判旧市委的十多次会上，我都被押着到会陪斗，每次批斗会上场时都受到一些造反派的拳打脚踢。我在市委工作时一直是做助手，做调查、写报告、编简报、起草文件等工作，财务和人事从来没有经过手，群众揭举和军训队调查，也都没有查出我有什么具体反党的事。1968年夏，北京市革委会的军宣队给我定的书面错误处分中也没有具体的反党内容，主要说我“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林彪”，“吹捧彭真，吹捧彭真起草的《二月提纲》”，“为北京黑市委起草了许多错误的文件”，为此把我定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叫我长期下放农村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下放前，我诚恳地对我妻子陈尚容和家人说：“我是一个守本份、老实工作的人，在市委是做助手，我没有决定过什么事，没有经手过财务，没有害过人。所谓旧市委反党的事我不沾边，现在我虽然受到处分，下放农村劳动，但我相信将来一定会给我平反。”全家的人都清楚我过去做的工作，都相信我上面说的话，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大家都同情我。我的妻子、家人、我的亲戚、我的好朋友中没有人写材料揭发我，批评我。
1968年8月，我被下放到怀柔汤河口公社卜营村劳动，我老老实实地劳动，不敢说任何不满“文革”的话。刚下放时对我管制很严，党员过组织生活，学习党内文件都不通知我，我不敢吭声。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北京市革委会对下放农村的干部进行复查，不少被下放农村劳动的人调回城里，并且分配了工作。
1971年的冬天，不对我管制了，党的会议叫我参加了，党的文件叫我看了，党内传达大事，也叫我听了。那时，我心里暗喜，我的冤案快解决了。
1973年8月，汤河口公社的负责同志通知我：怀柔县革委会调你到县革委会帮助工作。我向汤河口公社负责同志声明：我是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不够格到县革委会去帮助工作，还是让我呆在农村劳动吧。
“文革”被批，下放劳动
不久，汤河口公社负责人又对我说：“形势变了，经过组织部门复查，认为你没犯什么错误，才调你，你收拾收拾行李赶快到县革委会报到吧。”我才服从组织调动到县革委会报到，当时只让我在革委会办公室帮助工作，没有定职务。在那里，我仍然做我的老本行，下乡调查，起草文件。1976年组织上正式调我回北京，分配我到市委党校做教员。
1976年“四五运动”时，天安门广场的情景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几十万人集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痛斥“四人帮”。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儿子一块去了天安门广场，听到许多青年朗读血书，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广场上多数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像我这种50岁的人不多，我是怀着义愤，不顾风险去的。那天我化了装，戴着大帽子遮着脸，怕被人看见。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天安门“四五运动”平了反，肯定了它是革命运动。平反不久，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画册《人民的悼念》，汇集了“四五运动”革命群众用血和火绘制的壮烈、绚丽的历史画面。这本画册我托人替我买到了一本，全家专心地一幅幅地看。我们惊奇地发现其中三张照片上有我们三人在场，全家真是高兴极了，这是我们参与“四五运动”的光荣留影。后来，我们又发现在《邓小平在1976年》一书的封面的照片中，也有我们三个人。这两本书都是我们珍贵保存的纪念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9月10日至17日，首都各界人民群众30万人到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9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了有40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我被批准参加了这两次追悼活动。这使我在心里更有底了，我被批准参加这么重要的政治活动，使我预感到我的错案快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