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到解放区，赶回北平参加接管
1月31日中午12日，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率领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宣告北平和平解放。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北平这个饱受磨砺，历尽沧桑的文化古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面前，没有经受大的损失和破坏，终于和平解放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选择。
当晚，我们八区二十多个干部，坐着军管会派的军用大车，从海淀上车，由西直门进城，一直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准备进行接管。这一夜，大家都在兴奋与期待中度过，因为明天这里的政权就归于人民了。
2月1日上午8时，第八区委的同志兵分两路接管旧政权，我跟着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区长高云超同志接管旧区公所，邢相生（后任市公安局长）同志带领七八位同志接管旧八区警察分局。我按照旧区公所人员的名单点名，让他们列队站好，介绍高云超区长对他们训话。然后，我让他们把全部印章、文件、档案、资金、账单、房屋和一切设施统统交出来。最后，宣布从2月1日起，他们全部停止工作，交代历史，听候审查，决定去留。
训话结束后，我们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摘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新牌子。为了庆祝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我们在门前放了一挂鞭炮。当时在区公所门前聚集了二百多北平市民观看，他们自发地高呼：“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北平解放！庆祝第八区人民政府建立！”
这时我就向市民演说，我说：“在100万解放军层层包围下北平和平解放了，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人民的黑暗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北平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了。跟过去北平的改朝换代完全不同，这是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大家要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共同奋斗”。
接着，我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使市民群众了解了北平解放后的八项具体政策，这八项政策获得了在场市民群众的鼓掌欢迎。宣读完毕之后，我们立即把《约法八章》贴到区人民政府大门前，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市民前来观看。
2月1日，接到北平市委指示，人民解放军2月3日要举行入城式，路线是从永定门进城，经前门大街到前门箭楼接受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检阅，然后经东交民巷，到崇文门内大街，向东单、东四方向前进。八区工委的任务是，当天组织市民到前门大街欢迎，维持好前门大街入城式的秩序。
区委把这一任务交给我，由我负责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维护前门大街的秩序。那天，我穿上黄军装，戴上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蓝袖章，和十多名八区同志，一起带着四五百市民站在前门大街的东边迎接解放军。当时前门大街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市民有好几千人，大家都站在大街两边翘首期盼着解放军的队伍，现场气氛很热烈。上午8点多钟，一队队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的大学生和南城一带的中学生，打着红旗、吹着号、敲着鼓、唱着歌，分别来到前门大街欢迎，街上一片喜气洋洋。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我就站在鲜鱼口至前门楼一带维持秩序。
上午10时，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城，最前面的是军乐队，接着就是装甲车、坦克、炮兵、骑兵、步兵。解放军军装整齐，武器精良。10时30分，解放军从珠市口进入前门大街。沿街的欢迎群众兴奋极了，“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北平解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再加上锣鼓喧天，嘹亮的歌声，前门大街形成了庆祝北平解放的高潮。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的学生纷纷爬上坦克、装甲车，随同解放军一起前进。经过前门牌楼时，解放军和学生代表纷纷向站在前门箭楼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致敬，接受他们的检阅。
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还特意经过前门城楼向东走，浩浩荡荡地通过东交民巷，向住在这条街的外国领事馆人员示威，表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受帝国主义欺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后向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大街、东四大街方向前进。12时，前门大街的庆祝活动结束，整个入城式也在下午5时结束。当天整个北平城都沸腾了，口号声、锣鼓声、歌声嘹亮，鞭炮齐鸣，形成了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的群众高潮。我是前门大街欢迎队伍中最后一个走的，为做好这项工作，我紧张了两三天，怕出事故。当天前门大街秩序良好，没出任何事，我才安心了。全市游行也没出任何意外。北平刚刚解放就举行这样规模宏大、庄严热烈的活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这是北平广大市民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表现出的伟大力量。
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
1949年9月，北京市委调我到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当时是由彭真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彭真说：“研究室是市委的助手和参谋。”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为市委的重要会议提供调查参考资料，并做好市委所开的重要会议的记录工作，还要负责为市委起草文件。彭真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只有从北京的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他要求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基层中去，直接听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意见，了解工作中实际情况，向市委写出简报和调查报告，帮助市委做出正确的决策。他让行政处给研究室配发了二十多辆自行车，好出去调查研究。我们研究室多数同志，白天大部分时间下去调查，晚上写材料，市委要求我们写的简报、调查材料一定要真实准确，群众反映要写真名实姓，引用书籍文件要注明出处。
2009年，马句（右）和王汉斌在一起
1949年邓拓同志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以身作则，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日夜奋战，亲自布置调查和修改稿件。1950年他调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还兼了两年研究室主任。后来才改由张文松同志、王汉斌同志主持研究室的工作。他们都经常出席市委的常委会和书记会，了解市委的决定和方针、政策。彭真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直接领导研究室的工作，1954年后他忙于中央工作，对研究室的工作管得少了。“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由第二书记刘仁、秘书长郑天翔领导。研究室的工作机构设三个组：工业组、财经组、秘书组。秘书组负责党务、市政建设、文教。我分在秘书组，先当干事，后当副组长。秘书组的工作面广，任务重，工作压力很大，使我多方面接触，知识面拓宽，提高了工作水平。1952年，我因工作积极努力，被评为北京市机关先进工作者。
1954年至1958年，我被调到彭真办公室做机要秘书。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阅读大量的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北京市的文件，把主要的文件挑出来，做出文摘，送给彭真亲自看；不重要的，由我看后向他做简要的口头汇报。彭真对我说：“你做这项工作，帮助我节省出许多时间，但你一定要认真，要精心，不要遗漏了重要文件和信息。”这项工作对我的确实负担很重，我小心谨慎，不敢马虎。这项工作虽然很累，但能看到供中央高级干部阅读的文件，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水平和阅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