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李家
我们这一支世代居住在镇江的李氏家族，从明朝有文字记载起繁衍至今，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二代了。据先辈们讲，我们这支李姓家族最初是陕西西安人，而家谱中祖上第一代的安葬之处却是镇江，关于这其中的曲折可是有些说法。
以后李家的历代祖坟也都安葬在了这悠远的镇江古城郊外。伴随着镇江城内的涔涔溪水，岁月流逝一直走到了我曾祖父的那一辈。他原是做钱庄生意的，许是因为生意的发展，便举家迁移到扬州去了。当时钱庄与山西的票号相似，算是当时金融业的“开山鼻祖”了。当时的李家算是有一些钱的，但因清政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后一系列“庚子赔款”的4.5亿两白银，致使当时的百姓人均摊上了一两白银的赔款，政府以关税、重税为由屈辱地散尽百姓的钱财。就这般到了我爷爷一辈儿，祖上的家财也不明原因地败了，家道中落的苦难可想而知。爷爷自小便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维持一家的生计。
那时爷爷是在四川一带做事情，可能自小家里是经营钱庄生意的，便还是在钱庄一类的地方当了伙计和学徒。一年四季轮替，春晖夏繁、秋收冬藏，家里只是祖母支撑着，爷爷时常在外奔波，一年回不上一趟家。
就是在这样的苦日子之下，当了学徒又当伙计的爷爷，还是尽心竭力地培养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因都是男孩子，所以自小管教起来也都较为严格。当时日子是艰苦的，可家里的气氛却是和谐的，而且家里的一些亲戚会不时地帮助爷爷一家，日子倒过得平安。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1929年年底了，父亲是三兄弟中的老二，自小兄弟间相处得甚是和睦，在我出生时父辈的三家人已经生活在了一起。当时，三家人带着大小的家眷妻儿，租了套很大的房子，记得那是一处有五进的房子，而我们就租住了其中的四进，还附带一个漂亮的花园，便于我们平时喝茶休息、赏枫观景，大家围在一块儿叙聊些家长里短，氛围好得不得了。
当时父辈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居在这个大房子里，也便于照顾他们二老的身体。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辛苦赚钱，家里也没个支撑，可谓是困难重重。就是在这般困苦的环境下，我奶奶硬是自己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想想那日子也只有苦中作乐才能撑得过来吧。
有时候生活就是要这样考验你一下，让你吃些苦头，否极泰来的那种满足才会铭记于心。后来随着三兄弟渐渐长大，他们读过私塾，以后在亲戚的帮助下，三兄弟都有了称心的工作。
我奶奶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中，我父亲他们三个兄弟娶的也都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也许是我曾祖父的余荫，那时大户人家的女孩子，都有些教养，但因当时外国思潮的影响，较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还会接触一些当时外国的思想，因而想法也是较为新鲜的。当时自由恋爱的还是很少，多数都是顺应几千年传下来的由媒人说亲的老套路，我父亲他们三兄弟也是遵从媒妁之言，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李家的和睦传统
旧时一直有围着老宅、全家二十余口人一块过日子的习惯。当时政局也不是很太平，外国侵占的领土范围逐年递增，旧政府的无能抵挡不了外敌的入侵。爷爷奶奶年岁事渐高，身子渐渐不利索了。但因为有三个儿子供养的缘故，加上老人脑子里还是有一些中国的老传统，团团圆圆、和谐相处才是圆满。在三个儿子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后，爷爷这一支的李家也组成了个大家庭，大家还住在一起。
当时是三兄弟共同租了一所旧宅，带着爷爷奶奶住了进去。那房子原本是房主自己居住的，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租了出去，主人家自己住在第五进，余下四进则由我家租了下来。
三兄弟前后院地居住在一起，许是祖父家教严的关系，父亲他们三兄弟自小本分，一直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就是在各自都成了亲，有了家庭后，家里的气氛也还是一如往常那样平和安宁，三方的妯娌间也亲如姐妹，事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爷爷奶奶身体照顾得也十分康健，一天天总是笑呵呵的。
就这样，随着三个儿子的事业慢慢的稳定，赚到钱后，爷爷奶奶也便卸下了养家的重担子，生活过得很是闲适、安乐，曾经的艰苦岁月、疲于奔命的日子似在昨日般上演，点点滴滴成了老俩口余下日子的忆想往昔。他们还时常一起到街市上去买些鱼来，回来下厨做了与孩子们一起吃。这和睦的氛围是家和万事兴的原因，当然，那个时候依旧是我爷爷奶奶当家，三个做儿子的自是顺从自家爹娘的要求。
我家还是比较平等的，规矩也没有那么多，妯娌间和和睦睦，小孩子间打闹的欢声笑语，时常逗得爷爷奶奶这两位 “家长”笑靥盈盈。总的来说，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充满安宁和乐，没有那么多闹心的事情，算是爷爷奶奶老来的福气吧。
我父亲从小也受了爷爷的影响，年岁不大就跑到外地的钱庄去做了学徒，后来干脆学着爷爷年轻的路子，闯了四川，也换过好几个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算是落在了一个比较称心的地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其实，我三叔比我父亲进那个地方还要早，由于亲戚的介绍，他没有像父亲那样东奔西跑去奔日子，早早有了份顺心的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上海有一位叫陈光甫的镇江人，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是号称“平民银行家”，是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他回国后便在中国的银行工作，跟我家的亲戚算是熟人。后来我三叔李芸侯在上海银行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是上海银行贷款部的负责人。
早逝的大伯
扬州因是古代重要的水陆交通地带，经济自然比一般的小城市要发达得多，到了我父亲他们生活的年代，大户人家已经开始使上了电话这个当时的新鲜物件了。
我大伯曾经在扬州的电话局里做事情，负责电话工程的线路架设。他去世得比较早，是在1936年离世的。从1934年开始，当时家里的悲事就接连不断。我奶奶1934年第一个逝世，过去的老话都讲，夫妻本是一体，一个走了，第二个也会跟着随了去。结果第二年，爷爷真的跟着奶奶的脚步去了，留下一大家子人悲伤哭泣。
谁知噩耗并未就此停止，到了1936年，大伯又因病去。旧时长子如父，他是一大家子的支撑，是全家的眼睛，现在家里顶着天的人突然就这么没了，真有种突然间心被抽空的感觉。就这样连续三年家里少了三位重要的亲人，这个大家庭再也听不到往日的欢声笑语，偌大的宅院显得如此的冷清与寂寞。
我大伯在亡故之前，把他可怜的妻儿嘱托给我父亲和三叔来照顾。当时大婶婶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还是不懂事的孩童，可怜得很，父亲和三叔都答应大伯会好好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大伯这才放心地去了。
1934年，我父亲在上海银行南通分行做事情，而三叔在上海谋事，家里此时连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了，母亲举家随着父亲从扬州迁到了南通，三叔一家则到了上海。
从前那个和睦安宁的李家突然遭到如此的变故，为了方便亲人照顾，三家决定分开居住。往日的大家族虽然不复存在了，但李家人的心却还是连在一起的，不会彼此分离。
三叔在银行界
我三叔名叫李芸侯，他很早就在银行界做事情，其实这全是因为三叔脑子灵活，再加上当时旧上海最早接触外来的西洋金融行业，这才有后来三叔因为工作突出升任了分行的经理。三叔所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于1915年，那时陈光甫在中国银行做董事，他一直有想自己出来做银行的打算，遂就筹办起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把银行办得很有特色，打出了“平民银行”的响亮招牌，意思就是用一块钱你也可以开户，不像过去的银行都是与政府和大商人做生意的，普通老百姓的是一概不予理会。可陈光甫本人很有商业头脑，他看重了老百姓手里余钱无出路，就开了这么家“平民银行”。开始的时候对外虽然号称筹资十万元，其实资本只有七八万的集资，但是陈光甫凭借出色的商业眼光和头脑，使得银行的业务发展得很快，凭借一块钱也给你开户的新鲜经营理念，很快吸引了一大批的老百姓，把钱放到银行里不但安全，而且还有很高的利息，这对于普通人真是莫大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