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步骤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在危机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决定，1976年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10月14日，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全北京人民在城乡各处张灯结彩，鞭炮齐鸣，人民成群结队，敲锣打鼓，欢庆胜利。当时北京市大小商店的酒都卖光了，家家户户饮酒庆贺。我们全家特别高兴，都祝我早日被平反。10月24日，我参加了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
2008年，马句（后排左三）与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市委平反了，市委领导彭真、刘仁、郑天翔等同志都平反了。彭真恢复了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当时我家里的人很着急，“他们都平反了，你这个给他们办事的小干部还没平”。我说：“不要急，我是跟他们做工作，当然人家先解放，才能解放我。”不久，北京市委党校的党委书记李振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党组织对你在‘文革’中军宣队给你定的错误处分进行了复查，你的政治、历史、生活都没问题。‘文革’期间军宣队定你犯了严重错误，都是指你在市委工作中的事。你过去的领导都一一平了反，现在也给你平反，给你一风吹，取消你犯严重错误的处分，把你档案中‘文革’时期揭发你的不实材料全部销毁。”他笑着问：“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我十年受错误批判，熬的我头发都白了。”就这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错误批判和处分被一风吹了。
虽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但是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谅解我，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在绝望的时候，看到了爱和希望，让我挺住，坚持到拨云见日的这一天。我希望党能够认真汲取“文革”的经验教训，使这次历史浩劫不再重演。
在市委党校教书
1976年到1987年，这十年是我在市委党校教书育人的十年。前十年，我没有工作，党给我平了反，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把耽误的十年补上。我不仅把我学到的理论知识传授给我的学生，还把我从事革命工作的实践经验传授给他们。这十年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十年，学习环境宽松了，我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特别学习他们晚年的著作，提高了理论和教学水平。
马句40岁时留影
我平反后不久，就从教员升为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因教学有成果，1984年我又被提拔为校务委员、行政副局级，参加北京市委党校的集体领导，分工管科研，管研究生部的教学，并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评职称，评教学、科研的优秀讲稿、论文。我的职称评为教授，享受国务院的政府津贴。
197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对我影响很大。
第一件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打破了全国沉寂的局面。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热烈讨论，多数人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有少数人持反对的意见，有些负责宣传和出版的人表示反对，他们指责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罗瑞卿等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支持这一讨论，使这一讨论迅速扩展到全国党、政和教育、科研的广大干部中去，成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使广大干部、人民的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早日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我强烈赞成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写了赞成的文章，它对我的思想解放帮助很大。
第二件事：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的正确决定，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次重要的会议，挽救了党和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使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重见光明。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严峻警语，像灯塔一样，照亮了全党、全国人民，使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从长期严重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使我的思想上发生了巨变，焕发了革命青春和理论勇气。过去，我做工作、教书，都是严格按照党的指示、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不敢有违，讲话都是说的官话、套话，不敢讲真话，不敢讲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从此之后，在邓小平提出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写文章，编讲稿，不再像过去那样照本宣科了。
2000年，马句（右一）和市委党校的老同志合影
我在科社教研室工作时，认真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重要文件，由我主编，组织全教研室同志编写、出版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书中贯彻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我组织全室同志编写了二十多篇关于“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的论文在报刊上发表。我们全室教员的教学和写作水平获得提高，原在科社教研室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先后有十多位评上了教授，其中有一位提为市委党校的副校长，一位提为教育长。
1981年，我和同事范平、周亚贤同志共同学习了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这篇文章是在1895年3月，也就是恩格斯去世前五个月写的。
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有以下的论述：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在市委党校教书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马恩全集》22卷595页）。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得出的结论，当时的情况是恩格斯看到19世纪末德国经济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877年时，党员已经发展到32000人。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参加了选举和议会斗争，在1890年2月的选举中，在议会中获得了35个席位，获得选票142万张，占选票总数的25％，把俾斯麦总理拉下了台，社会民主党取得了重大胜利。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联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马恩全集》22卷第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