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马句（前排右）和市委党校的老同志在一起
我们三人读了这篇文章，学到了恩格斯与时俱进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合写了一篇《斗争策略要随着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文章，济南《东岳论丛》在1981年第1期放在头一篇发表，发表时把题目改为《争取民主与夺权斗争》。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先介绍恩格斯的新观点，然后批驳了对这篇文章“左”的和“右”的干扰。“左”的观点是把武装斗争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认为参加普选，争取选票，利用合法斗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对这种错误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指出他们是错误的。
接下来，我们又在文章中阐述了来自“右”的歪曲。来自“右”的歪曲，是把斗争形式看成只有一种，只进行合法的和平议会斗争，放弃武装斗争。对此，恩格斯也做了批评。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放弃暴力斗争，不能认为合法斗争是唯一的形式。1895年3月30，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未征得恩格斯同意，以摘录的形式，断章取义地发表了导言。这使恩格斯非常愤怒，当天就给考茨基写信，表示抗议。“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消除这个可耻印象”。（《马恩全集》第39卷43页）
恩格斯曾给威廉·李卜克内写信，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前尽可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但是不能放弃武装斗争。恩格斯在信中说：“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第一，因为没有一个敌人会相信你的话，（要知道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第二，因为根据你们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善良的耶稣教徒那样，如果有人要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们打。”（《马恩全集》第39卷436页）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我和周亚贤同志还写了一篇《马克思历来主张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作为对前篇的补充，当时有几个刊物转载，《新华文摘》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摘要。
这两篇文章是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文章，受到理论界的关注。1983年3月，北京理论界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年的会上，主持会议的单位邀请我在大会上简要介绍恩格斯这篇导言，我发言后受到了长时间的鼓掌。
2000年，马句（前排左一）和市委党校的老同志在一起
1982年，我和赵良玉同志，读了列宁晚年的著作后，合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我们把这篇文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所研究员陆南泉同志，请他审阅。他很重视，亲自翻译了两千多字的俄文资料，补充到我们的文章中，把这篇文章首先登在他们研究所的内部刊物上，后来《天津社会科学》公开发表。这是一篇在20世纪80年代最早最长的介绍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文章，受到理论界注意。
在市委党校教书
我们这篇文章介绍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的俄国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工厂大多数停工，农业减产，粮食产量退到1913年前的水平，城市居民粮食极端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当时被迫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即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对大工矿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实行国有化。取消商品生产，禁止一切自由贸易和货币流通，封闭了市场，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种做法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使农民严重不满。1921年春天，苏联发生了极其罕见的全国大饥荒和喀琅施塔得叛乱。面对这样严峻困难的境地，列宁勇敢地做了自我批评，迅速对政策加以改变。列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我们是为了救国，救军队，救工农政权，不得已不这样做，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尝试已经失败了。”（列宁全集第33卷70页）
1921年3月，列宁改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给农民一定的贸易自由，允许农民自由出售交纳粮食税以后的剩余农产品，允许货币流通。通过市场和商业同农民结合，准许城乡私营中小企业恢复，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从过去的排斥商品经济转向发展商品经济，从抵制市场转向利用市场，从停止货币流通转向利用货币恢复和发展经济。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的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27年农业、工业都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优势的国家，是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我们必须采取审慎的、迂回的办法，利用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讲：既然我们不能实现从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作中间环节，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并不可怕，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一定要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在发表了上述文章之后，我还发表了多篇关于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文章，受到社会科学学术界的重视，被推选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国政治学学会、中国苏联东欧学会的理事，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北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常务理事。离休后，我把这些担任的社会职务都辞了。
离而不休，继续学习和工作
我1926年12月19日出生，到1987年底年满60岁，应该离休了。按当时规定，教授可以延长5年再离休，但只能教书，不能再做行政工作。当时我考虑到校内的职称有固定名额，如果我不退离，继续在校内教书，就会影响一个副教授升教授，一个讲师升副教授，我一个人就耽误了两个人的职称。这又何必呢？况且离休后，我有充分的时间阅读我需要读的书，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因此，我坚决申请到期离休。经市委批准，我一天也没有延长，在1987年12月准时离休。
60岁时，马句摄于天安门广场
党和政府对离休干部很照顾，实行“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离休费按同级的现职干部发；公费医疗不变，并要求我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周恩来同志曾教导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到老，为党工作到老”，遵照以上指示，我离而不休。离休二十多年，我没有放松学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党做一些微小贡献，因此我的晚年生活很充实、很愉快。
首先，我积极努力完成市委交办的两件工作。
1992年，由马句参与编辑的《彭真文选》
第一件事是1989年10月，市委办公厅通知我到玉泉山报到，给彭真同志编辑出版《彭真文选》当助手。我从1989年10月起，到1990年底都在玉泉山办公。分配我的工作是收集阅读彭真在北京市工作的大量报告、讲话和他主持起草的文件，挑出重要的文章供彭真审定。我送给彭真审阅他在北京工作的九份重要报告，被收集在《彭真文选》中。除参编《彭真文选》之外，还把彭真在北京工作的重要讲话、报告、文章编成一本《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彭真在北京工作的言论选编，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头到尾一直做他的助手。1992年这本书出版后，北京市委召开了首发式，指定我在会上发言，介绍这本书的编写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