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马句（左二）与育德中学校友合影
早在1921年，李大钊派邓中夏、何孟雄到育德中学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年育德中学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党支部，这是保定建立的第一个青年团和共产党党支部。1937年底，郝仲青校长送教师何培元、王荫圃，以及他的儿子郝树荣、外甥李绍慕等到延安参加工作和学习。王荫圃老师在延安做过毛主席的秘书，建国后在外交部工作。1939年，王荫圃老师从延安到西峡口看望育德中学师生，向学校赠送《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二十多本革命书籍，向师生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办学情况。王荫圃老师这次到学校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些高年级的同学离校投奔延安。郝校长多次公开讲：“我拥护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你们愿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愿信什么主义就信什么主义，学校不干预。”学校图书馆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同时也有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全民抗战》，供师生自由阅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启事，一块贴在校园里，供学生自由选择。我向图书馆借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两本是我的革命启蒙书。学校为了让师生了解形势，每天晚上都组织学生收录重庆中央电台和延安新华电台的重要新闻，并且把重要的新闻用大字写出来，第二天一早贴到校园，全校师生都挤着看。我参加了收录重要新闻的活动，听到过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受到革命教育。
感恩育德中学
育德中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一向聘请学问渊博，并且立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作教师。这些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学习方法，指导学生读革命书刊，通过各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为学生以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育德中学建校九十周年时，马句（后排左二）与校友合影
我们每天都有早晚自习，没有特殊情况都不能缺席。学校对体育很重视，聘请著名的体育教师任教，篮、排、足、垒球，跳高、跳远、单杠、双杠、短跑、长跑样样都教。学校每年都开运动会，学校的篮球队、排球队同外校比赛经常获胜。育德中学对音乐和美术也很重视，美术老师常友仁是杭州艺专毕业的，经常带我们出去写生。音乐老师杨绳武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美国留学回来，曾任保定同仁中学校长。杨老师为人热情、性情活泼，他把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太行山上》、《游击队之乐》等救亡歌曲都教给我们。他还指挥我们学生组成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并公开向社会开放，吸引了成千上万听众，对社会影响很大。
我在育德中学不仅受到了德体美的教育，还受到了严格的战时集体生活锻炼。当时我们住的是茅房破庙，睡的是土坑，二三十个人挤在一张土坑上，吃的是玉米面、小米，偶尔吃顿馒头或者是面条。那时没有吃饭的地方，我们就几个人蹲在院子里围着一盆青菜吃。我们经常在早晨集体跑步六七里。老师也都住在学校和学生同甘共苦，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重老师，师生相处如一家人。我们大家共同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朴素的战时集体生活，培养了我们团结互助、吃苦耐劳、坚强战斗的作风。
育德中学百年校庆时，学校组织编写的书，其中收录了马句的一篇文章
育德中学百年校庆，我应邀回校庆祝。我写了一篇《育德中学培育我走向革命》，收到《百年育德》书中。
认识形势，提高觉悟
1941年6月22日，德国希特勒法西斯派兵侵略苏联，12月7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1942年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向外侵略，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43、1944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变化。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开始向德反攻；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转为反攻，中、美、英联军在缅甸反击日本侵略军，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发表《开罗宣言》，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晤，协调对德作战计划，商定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当时日本在军事上已处于守势，为了挽救它的颓势，竟聚兵51万，于1944年在中国战场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京汉、粤汉、湘桂铁路线，向在东南亚的日本侵略军增援。日军先后占领郑州、许昌、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占领我国领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146座城市，使六千万人民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
2010年，西南联大老校友合影
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军队在1944年发生大溃退，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无能，不加强军力，扩充武器装备，反而加紧贪污、掠夺，大发国难财。这几年，我先在重庆国立工专读书，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先修班读书，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当年国民党官僚集团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控制国家四大银行，利用权力攫取黄金、白银、外汇，霸占国营大企业，滥发钞票，造成严重通货膨涨。官僚结合大资本家，大肆进行走私、偷税、投机，使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国民党政府不断增加税收，用低价强征农民粮食。国民党政府不加强军力，提高士兵待遇，反而层层扣士兵口粮。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士兵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背的是旧式步枪，每人只带十颗子弹。新兵都是从农村抓来的，老兵持枪押着他们去军营；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新兵两个人的手用绳子绑在一起。这样的军队怎能抵抗用飞机、大炮、坦克武装起来的日本侵略军呢？在国民党政府高压、独裁的反动统治下，广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在饥饿线上挣扎。工人、教职员、普通公务人员的工资继续贬值，1944年的购买力只相当抗战前的15％，每月工资只能维持最低的温饱。许多人，包括大学教授都靠典当度日。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和富豪却整天花天酒地享受。当时在人民中流行一句话：“前线吃紧，后方紧吃”。国民政府威信扫地。
在这样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争取民主的运动日渐高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上爱国民主人士、大学师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吸收各党派人士，组成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先修班学习，听著名教授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闻一多、吴晗等人讲时事，抨击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我听过张奚若教授慷慨激昂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将介石个人独裁的演说，受到很大教育。这些年，我在重庆和昆明天天读《新华日报》，看进步刊物，使我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到爱国和要求民主是统一的，不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是不能抗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辱的。
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回北平复校，南开大学回天津复校，联大学生根据志愿分到三校，到北平、天津就读。当时分到北大有一千多人，我分到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学习，当时复员的人很多，交通工具缺乏，我们是流亡学生，没有路费，从昆明到北平上学非常困难。联大校方向中国救济总署联系，请求救济总署把我们联大学生作为难民，由他们帮助我们回到北平。当时京汉铁路、津浦铁路不通，都是绕道上海，乘海轮到天津转北平。我们7月初从昆明动身，救济总署用美式军用汽车把我们送到武汉，由武汉乘美军登陆艇到上海，到上海乘海轮到天津。在上海，由于海轮很少，我们等了一个月才等到船。等候期间，我们在上海师专的教室里搭地铺睡，每天到上海救济总署领黑面包、猪血罐头、奶粉。上了轮船，没有舱位，我们被安排在甲板上，日晒雨淋了两天才到天津，又转火车，9月初才到了北平，10月北京大学正式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