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北平爱国民主学生运动
第三，广泛开展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在学校中要做好学校当局和教授的团结工作。地下党对北大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名流，对张奚若、许德珩、钱端升、周炳琳、吴晗等一大批著名教授都竭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同情和保护学生。这一大批著名教授在历次学生运动中，都带头发表宣言和声明，支持学生运动。“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之后，华北学联6月2日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追悼死难烈士的大会，到会五千多学生。著名教授周炳琳、吴晗等到会讲话，胡适校长也到会讲了话，他说：“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来从事改革的时候，提倡改革责任自然就在青年人的身上，这次学生运动是这样产生的。”他还说：“北平学生很有秩序，能放能收。华北学联今天决定不游行是很有理智的决定。”
1948年4月，北京师院学生在半夜被国民党特务进校逮捕，师院和北平各大学学生数千人组织请愿队伍，集合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要求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放人。北京师院教务长傅仲蓀也跟着学生一起去了，并且向学生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抗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李宗仁被迫当场下令释放了学生。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派军警进入各大学逮捕学生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燕大礼堂大声发表演说，表示抗议。陆志韦气愤地说：“希望同学们记住燕大历史上的这个黑暗日子。”在军警入校前，陆校长请美籍教授夏仁德把8名上了黑名单的学生藏在他的家中，避免了被搜捕。
为了分化孤立敌人，学生运动的矛头始终对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不把非国民党嫡系的地方当局李宗仁、傅作义、何思源等作为直接目标，而是尽力做争取工作。学生运动所采取的这种斗争策略，争取使地方当局采取中立或者和缓的态度，没有对学生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因此北平的学生运动没有受到大的流血事件和重大损失。
2005年，马句（站立者）在北大校友集会上发言
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的学生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前夕在大中学校中成功地进行了护校运动，使全北平市的文教部门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在北平围城期间，作了许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重大贡献。
聂荣臻同志在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怀念刘仁同志》文章中说：“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于当时已形成大军压境必然胜利之势，但和刘仁同志领导的地下党内部密切配合，促进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件，也是分不开的。当时为了配合我军解放平津，刘仁同志根据党中央和华北局指示，周密地部署地下党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立足于打，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尤其是注意争取一部分敌军在我军发动总攻时，做好内应。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财产的损失，特别花大力气去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
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主要是由原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北平市组织部长刘仁所安排，他携电台跟随聂荣臻同志在1948年12月18日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在那里按照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总前委的具体指示，通过电台向北平地下党学委布置。地下党学委崔月犂同志亲自对傅作义的故交刘厚同、邓宝珊多次面谈做工作，劝傅作义接受和谈起了很大作用。佘滌清、王汉斌、崔月犂同志领导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女儿）和地下党员李炳泉（任傅作义的平明日报社的采访主任）作傅作义的工作。刘仁同志在平津前线司令部每天向学委发电报，有时一天发三次电报，询问工作的进展，布置具体的和谈工作，指示地下党如何对傅作义谈话，打消他的思想顾虑。双方进行三次谈判，每次傅的代表如何出城，有什么人参加，路怎么走，跟谁接头，如何保护路上安全都由刘仁通过电台一一具体指示。地下党通过傅冬菊，及时、准确地了解傅作义的每日动向，特别是他的思想状况、心理动向，乃至每天情绪的细微变化都及时通过电台向刘仁报告，刘仁汇报给三位前线司令部总前委。聂荣臻同志对北平地下党的工作非常满意，他说：“北平地下党随时了解傅作义的动态，几乎每天都向我和前线司令部报告。在战场上，能这样迅速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撤到解放区，赶回北平参加接管
1948年11月中旬，北大地下党组织获悉，我因为办《北大半月刊》，国民党政府把我列入黑名单要逮捕我，总支书记肖松通知我，叫我撤回解放区。我做了一个假身份证，伪称是一个学徒，化装成贫民，经天津，到陈官屯，穿过封锁线，到了解放区河北泊镇，向华北局城工部报到，叫我先住在招待所，等候安排。
马句25岁时留影
没有料到，在华北局城工部接待我的是北大老同学，北大地下党总支书记石羽同志。我们热情握手，他问我北大的情况，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北大地下党进行的护校工作，他对我说：“这一个月北平、天津的大中学生来解放区的很多，城工部的同志人少接待不过来，组织上决定留你在城工部工作。我带了一身棉军装，你先换下。”我换好军装后，跟着他到了城工部机关。他建议我为了保护北大地下党，不要叫原名了，换一个姓名。我想，我刚入党，就叫马家驹吧，但叫家驹的人太多，我就简化为马句，从此我一生都叫马句，没有改回原姓名。
在城工部机关，石羽领我见了城工部学生室的领导同志李晨（后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城工部部长刘仁、副部长肖平要听你汇报地下党的近期工作，你准备准备。”
当天晚上吃完饭后，李晨同志领我来到一间点着煤油灯的会议室，坐在桌旁有十多位城工部的同志。不久，刘仁、肖平同志到了，李晨向他俩介绍了我。我当时很紧张，我是一个新党员又是刚到解放区，见了领导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连忙向他俩鞠了个躬，引起全场大笑。别人一笑，我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刘仁同志见状想缓和我的不安情绪，忙让我坐下，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的原名叫史振寰，到了城工部，石羽叫我起一个假名，我就把名字改成了马句。”刘仁听后说：“你改的名字很好，欢迎你，我们马克思主义队伍里又添了一名新兵。”他马上就懂了我改叫马句的本意，使我很钦佩。后来，我在在北京市委工作的时候，他见到我，总是亲切地叫我“小马驹”。
我向他汇报了北大南系总支开展的护校工作，他听了一会儿，对我摆了摆手说：“现在我问你，你回答。”我从他的问话中发现他对北大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不禁感叹他所得到情报的详细和确切。他接着问我：“胡适的态度怎么样，你们能挽留住他吗？”我回答说：“我们发动地下党中的讲师、助教给北大的教授做工作，大部分教授都能够争取留下来，只有胡适和他的助手——北大图书馆毛子水两个人怕是留不下来。”我怕汇报的情况不准确，心里很不踏实。后来事实确实如我所说，这才安了心。
同刘仁同志接触后，我发现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对社会和地下党的工作情况了解很透。在他手下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汇报情况要真实，不能不清楚的情况装知道，说话、做事一定要老老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