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也注意保护身体，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我尽量放宽心态，少想甚至不想那些烦恼和不愉快的事，即使从事学术研究，也不去计较名利和地位。什么事情都不去斤斤计较，多想想高兴的事和快乐的事。人活一辈子，总有可能遇到倒霉的事情，没有办法，自己只能想开点，随它去吧。我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到校园里去散步，跟熟人聊聊天，或者去俱乐部看别人下象棋。有时候，我还上大街，给家里购买带鱼、排骨以及食盐、白糖等日用品，借此活动腿脚，锻炼身体。人们常说“知足长乐”，我的收入虽然比不上那些离休教授，但还是比有些退休教师、退休干部和退休工人强一些。我仍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同时，我还尽量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我家购买了两台彩色电视机，两个空调，都是两个卧室各放一台。我家还有电子血压计、洗澡用的热水器、厨房用的抽油烟机、电饭锅和开水壶等等。一般人家里有的，我们家也都有。不过，我们家也上当受过骗。有一次请人清洗油烟机，结果请来的人故意把它弄坏，让我们花400元钱买了一个他所提供的新油烟机。再有一次请人修理弹簧床，结果他在床垫里加了好多弹簧，两张床铺要了我们一千七百多元钱。后来我到家具商店一看，一张新的弹簧床铺才600元钱，我们显然是受骗了。还有一次，家里的空调不制冷，因此找人来修理。他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通，说是缺“氟”。他给我们加了“氟”，收了360元钱就走了。事后我们发现，这个空调还是不制冷。事实说明，现在社会上的骗子甚多，一定要多加小心。
家庭和睦，爱护儿孙
我听过著名歌手郁钧剑唱的一首歌，就是《家和万事兴》。我觉得很有道理。家庭和谐，一家人和睦相处，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有人都应力争做到。目前，我们家常住的有三个人，我和老伴，还有一个外孙女李翔宇。应该说，我们一家人是和睦相处的。我老伴积极主动，担负起全家的事务，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服、搞卫生，特别是帮助和督促外孙女李翔宇学习，任务很重，我有时帮她干一些事情，例如接送孩子。
我们的外孙女李翔宇，从1996年出生以来就一直在我们家里，她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的，所以对我们感情深厚，甚至把我们这里当作她唯一的家。我记得，她在幼时牙牙学语，把西红柿说成“西红西”，把方便面说成“方办曼”。后来她又把我们睡觉的大床当作蹦床，在床上不停地蹦跳，几乎天天如此，结果床垫塌下去了。李翔宇天资聪明，伶俐可爱。她上幼儿园和中小学每天都要有大人接送。在李翔宇上小学和初中期间，每天的接送任务基本上由我负责。送她上学还好，比较顺利，时间也短。可是我接她放学回家就比较麻烦，因为她放学的时间不固定，经常因为老师补课而推迟放学。我记得，我经常要在学校门口等一两个小时才接到她。不过还好，她在上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已经长大了许多，不再要大人接送了。当然，我还是要帮她干一些事情，例如老师布置的有些作业，需要上网查阅资料，这种事情就非我莫属了。有些材料，我还要去找地方给她打印或复印。不过，这些事情并不多。李翔宇已经开始懂事了，大人有时身体不舒服，她知道起身问候，问大人要她干些什么，看到大人细心地照顾她，她就感动地说： “我长大以后一定报答姥姥、姥爷！”
享受退休生活的乐趣
2005年10月，外孙女李翔宇在北京朝阳公园
2008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孙子，那就是李敏和杨秀丽的孩子，名叫李子轩。李子轩虽然年幼，但他天真活泼，能说会道，惹人喜爱。李敏和杨秀丽每个月都带着孩子回家一次，看望我们。李子轩见到我们，就叫“爷爷”、“奶奶”，真是可爱。李子轩特别喜欢和李翔宇一起玩，嘴里叫着“姐姐，姐姐”，脚下使劲追着李翔宇，而且一直缠着李翔宇玩。
2010年6月，孙子李子轩两周岁时在北京某公园游乐场
附录
附录1：王正泉历年科研成果记录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前
1．《列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措施（1917－1924年1月）》，50千字，与关怀、安维华等合作，载《苏联问题资料》1975年第4期。
2．《十月革命后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措施》，逾20千字，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1975年4月编印，未正式出版。
3．《列宁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9.4千字，与关怀、安维华合作，载于北京市委《理论研究参考资料》1975年5月第13期。
4．《列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斗争永放光辉》，2千字，与关怀合作，载于《北京日报》1976年7月7日。
5，《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联共（布）党同托洛茨基反党集团的斗争》，6.5千字，与安维华合作，载于北京市委《理论研究参考资料》1976年第20期。
6．《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吸工人、农民血的反动阶级》，11千字，与安维华、周新城、朱培兴合作，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76年第4期。
7．《大资产阶级上台——赫鲁晓夫策划的反革命政变》，6千字，日文版《人民中国》1978年第2期。
8．《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6千字，日文版《人民中国》1978年第3期。
9．《贝特兰的“探求”与“四人帮”的谬论》，20千字，与关怀、安维华合作，参加1978年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
10．《高尔基州企业劳动纪律社会调查的经验》、《反酗酒斗争的社会问题》，（译文），逾10千字，载于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苏联问题资料》1977年第9期。
11．《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批判》（言论摘录），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1975年3月编印，未正式出版。
12．《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与安维华等合作，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1975年3月编印，未正式出版。
13．《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与安维华等合作，商务印书馆1975年11月出版。
14．《列宁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斗争》，商务印书馆1976年1月出版。
1980年以后
以下是1980年以来本人完成的科研项目、翻译文章和著作（俄文译成中文）以及撰写的著作和文章。
一、完成的科研项目
1.《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比较研究》，国家教委1987年批准的科研项目，同杜康传、李嘉恩等人合作，本人主编，全书逾300千字，已经完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后因东欧剧变，形势变化，未能正式出版。
2.《苏联政治体制的转折》，国家社科基金1988年批准的科研项目，本人主编，全书100千字，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与东欧》1993年第1期。
3.《苏联的动荡》，国家社科基金1989年批准的科研项目，本由赵大伦具名申请，后由本人主编完成，题为“苏联的演变：过程、原因、后果与教训”，全书67千字，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编印，但未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