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2004年10月，《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到我，要我写一篇关于车臣问题的文章。我写成后通过电子邮箱发了过去，编辑来信说，文章“非常好”，随后发表了这篇文章，题为《北高加索：难以愈合的“伤口”》。此文当时被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近20家网站转载。同年12月下旬，该报编辑部邀请17位专家学者座谈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并发表《盘点2004国际政治》一文。我也应邀参加座谈会，作了《别斯兰事件改变了俄罗斯》的发言。200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我的一篇文章，题为《俄罗斯“内外兼修”》。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多次找我参加“专家学者笔谈”，就中俄合作、八国峰会、俄罗斯崛起等问题发表意见，不过最后发表的笔谈，每个人的文字并不多。此外，人民日报《环球人物》在2007年7月发表我的一篇文章，题为《布局“后普京时代”》；《人民论坛》在同年第1期发表我的一篇文章，题为《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
接受反聘，继续指导硕士研究生
奇怪的是，2010年3月，山东《齐鲁晚报》的编辑王宇辰突然两次通过电话采访我，让我谈谈俄罗斯的反恐斗争以及波兰总统专机在俄罗斯坠毁的问题。他告诉我，他是徐之明的学生，目前在《齐鲁晚报》工作。我在电话里谈了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并给他发去自己以前整理的一些材料。结果，他自己执笔写了两篇1千字左右的文章，以我的名义发表了。事后，该报按规定给我寄来稿费，居然是每篇600元。这使我大吃一惊，深感“受之有愧”呀！顺便说一下，我退休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外出讲课以及发表文章和编写学术著作等等，都能获得相应的报酬，每年的额外收入还比较可观。但是，获取报酬并非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才是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真正动力。有时，有的报刊让我参加专家学者“笔谈”，我自己写了好多文字，最后发表的却寥寥无几，而且不给稿费。虽然明知如此，我却依然愿意参加，而且态度认真，全力撰稿。还有某一个报刊，该报编辑曾多次对我进行无偿的电话采访，问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事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其中插进“俄罗斯问题专家×××说……”，甚至还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即便如此，我后来依然乐意接受他们的电话采访，并认真解答问题，从未加以拒绝。
有时外出讲课
退休之前和之后，我都多次应邀外出，在一些单位就苏联问题和俄罗斯问题进行讲学，可惜我没有把这些讲学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记录下来。记忆比较深刻的是，1999年3月爆发科索沃战争，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狂轰滥炸，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发生严重冲突。这一事件，成为当时的国际热点，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人民大学也需要有人对教职员工讲述这个问题，于是校部找到我们研究所，最后又找到我。这时，我已经退休，但感到义不容辞，立即进行备课。我记得，当时学校专门举办了一个有关科索沃问题的报告会，由党委书记亲自主持，让我在大会上讲述这个问题。我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人民大学学生会也组织一个报告会，让我去对学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我还先后在学校举办的两个进修班就这个问题讲过课。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任务越来越多，许多单位慕名而来，邀请我去讲这个问题，例如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生会等。我记得还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礼堂，给某一单位举办的学习班讲过这个问题。特别是，通州的有关部门曾两次派专车接送，让我去给他们举办的党员学习班讲这个问题。此外，北京电视台以及一些网站的记者也找我进行采访，让我评述北约轰炸南联盟等等问题，并进行录像。
后来，有的网站还邀请我去讲述其他国际问题。例如，千龙网曾两次邀请我去“在线访谈”，面向网友评述有关问题。其中一次是在2003年3月23日，由千龙网、新浪网和凤凰网合办的“在线访谈”，我在那里讲述的内容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2005年6月24日，我又应邀接受搜狐网的“专家访谈”，给网友们讲述“普京能否带领俄罗斯实现强国梦”的问题。
2005年6月24日，王正泉在搜狐网接受采访时留影
兼任校外研究机构的特约研究员
我在人民大学校外兼任的研究员工作，有三个地方。
一是“欧亚研究所”。大概从1989年开始，我就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聘为“特约高级研究员”。我退休以后，继续被该研究所聘任，并积极参加该研究所的学术活动。我每年都在该研究所内部编印的《欧亚社会发展动态》和《欧亚社会发展研究》发表几篇文章或材料，每年都参加该研究所举办的年会，每年都在该研究所的《年刊》和《年会文集》上发表长篇文章。该研究所编印的所有文章和材料，都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机关作为参考。我参加该研究所学术活动的时间相当长，可以说这里是我退休后参加学术研究的主要基地，我在那里发表的文章和材料合计已超过100篇。至于这些文章的题目和内容，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二是社科院研究机构。大概从1987年开始，我就开始兼任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我经常参加该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并给他们提供文章和材料，在内部刊物《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当然，该中心的学术活动没有上面提到的“欧亚研究所”多，我给他们提供的文章和材料也相对比较少。但在有些年份，我给他们提供的文章和材料就比较多一些。例如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6年这几年，我每年在该中心内部刊物上发表5篇甚至更多的文章。合计起来，我在那里前后共发表三十余篇文章，其中有3篇荣获优秀奖。至于这些文章的题目和内容，我在这里也不说了。
接受反聘，继续指导硕士研究生
三是北京市外委会。我也参加“北京市外国问题研究会”的学术活动。2004年，我还被聘为该研究会的理事及其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总的来说，这里的学术活动比较少，我在这里只参加过几次学术讨论会，有时也应邀参加他们组织的与外国学者的会见和交流。我在他们出版的《外国问题研究》杂志上只发表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2002年发表的《中俄友好合作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篇是2004年发表的《俄罗斯的政党格局及其发展趋势》。
接受邀请，撰写某些著作的某些章节
经过多年研究，我对苏联的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问题已经比较熟悉，掌握的材料也比较多。同时，我在参加各种学术讨论时也认识许多著名专家和学者，跟有些人比较熟悉。所以，有些专家学者在主持有关科研项目和主编有关著作时，往往找到我，要我撰写其中的某些章节。在这方面，有三本著作比较重要。第一本是《社会主义发展历程》，该书当时由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率领几个教师一起撰写，全书50万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我负责撰写该书的第三篇——《曲折发展》，共10.8万字，我还参加全书的通稿和定稿工作。第二本是《斯大林与社会主义——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剖析》，这是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的科研项目，由中宣部原理论局局长卢之超和我共同主编，我负责统改全书并撰写结束语，全书33.3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第三本最重要，就是《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由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主编、社科院原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陈之骅任副主编，全书47.4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我主笔撰写第二章，题为“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4.6万字。这是一本重要著作，在学术界颇为有名。这本书是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整个科研工作十分深入细致。特别是，本书的主编李慎明非常认真负责，和其他许多著作的主编很不一样，他不但亲自主笔撰写长达3万多字的《绪论》，而且多次认真审阅和修改提纲乃至全书，连一个材料、一句话、一个提法都不放过。课题组多次举行有关问题的研讨会，每一章都经过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某些章节甚至还邀请课题组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修改补充。所以，整个研究工作搞了许多年，才得以完成并结项。而且早在2006年，中国方正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就根据这本书的框架和主题思想，录制并发行了一部旨在加强党内教育的电视专题记录片，题为《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分为八集。该电视专题记录片的录制和发行，当时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