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与名字
我属狗，1946年7月11日出生在北京，而且应该算“老北京”。据说我爷爷一辈子没有出过北京城，我父亲年轻时去过保定、天津、成都、银川等许多地方。
我的名字似乎带点“洋味儿”。“文革”中有人怀疑：“这小子崇洋媚外到了何等程度！连名字都改成外国人的。”其实大谬。在下除了写文章用过不少笔名之外，正式场合从来用的都是真实姓名。尽管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它不洋不中、不古不今，既没有惊天动地之势，也缺乏浮想连翩之幽。但据父母说，此乃我爷爷的创意。爷爷年轻时是卫生局的小职员，学过一些英文，我出生时已是日本投降近一年之后，但依然借用了英文Victory（胜利）之谐音，大致与“张胜利”、“李光复”类似。现在流行取英文名字，有人本来叫王富贵，却偏偏自称Jackson Wang，似乎这样身价就提高了。我若仿效此风则简单得多，就叫Vic Jin即可，不过我至今还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别扭的洋名。
说到取名字，其实我并没有遵从族谱。本人是爱新觉罗后裔，属于满清皇朝的“正黄旗”，货真价实的“八旗子弟”。倒退100年，我可能是提笼架鸟、无所事事之流；倒退400年，我可能是驰骋疆场、血染战袍之辈。按辈分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长我三辈，我的曾祖父应该算他的叔伯兄弟。道光皇帝御批的爱新觉罗家谱最后4个字是“溥、毓（yù）、恒、启”。因此祖父叫金毓华，父亲排行第二，叫金恒茂。我本来有个大爷，名金恒年，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就病死了。我的几个叔叔分别叫恒继、恒立、恒嘉、恒泰。我则属于“启”字辈。不知为什么在我印象中似乎比较守旧的爷爷并未遵从祖宗定下的族谱。不仅我，而且我弟弟，还有同辈的众多叔伯兄弟们也没有一个叫金启×的。
已故的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启功，后来还有一个东北的女歌手叫爱新觉罗·启迪，两人我都没见过。但按族谱上算，他们应该是本人的叔伯兄、妹。
满清王朝覆灭之后，满人地位一落千丈，多数都想隐瞒自己的民族和姓氏，许多人被迫改称“汉族”。尤其是爱新觉罗家族更是纷纷更名改姓，有姓金的、有姓艾的、有姓赵的等等。直到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得到落实，许多人才逐渐把民族和姓氏更正过来。但从总体上讲，更正民族的多，恢复“爱新觉罗”姓的少，也许是嫌这个姓氏写和读起来都太麻烦吧。在我家的亲戚中，只有四叔恒立的二儿子金键，从插队知青到公社广播员，再到市广播员，后成为山西省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获得“金话筒奖”并进入省政协，据说已改名为爱新觉罗·键。
满族的封建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大概与满清政权统治中国近300年有密切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宗族观念极强。而且在正宗的满族家庭里毫无民主可言。长辈，其中包括过世多年的列祖列宗，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都是金科玉律，一句顶十万句，不允许有丝毫的亵渎，更不允许“与时俱进”。因此我非常憎恶那些“戏说”清史的作品，尤其是那些电视连续剧，尤其尤其是那个既不尊重历史，又偏偏喜欢舞文弄墨、搅得无数少男少女乃至大妈大婶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台湾女人琼瑶。我绝对相信，如果在满清皇室家庭里有《还珠格格》的十分之一的民主，清政权也不至于腐败昏庸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不至于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轰然垮塌。
但在我家却找不到任何封建家族的阴影，除了很小的时候到爷爷家去曾留下一点长辈威严的记忆。这大概与我的父母在解放后很快就“皈依”马列，双双成为共产党员有关。只记得爷爷家住在东直门内羊管胡同，是一个自家的小院子，总面积约200平方米。爷爷、奶奶（他的后老伴）和小叔住北屋，西屋出租给别人。院里有一棵很老的枣树，结的枣子我吃过，又大又脆又甜。
3岁的我是不是一幅很乖的样子？（1949年）
我在户口本上从小就是“汉族”，因为父母都是“汉族”。1988年，我的大女儿金志彤小学毕业要考初中，才猛然想起国家政策中对少数民族有加分的优待。于是我的父亲找到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北京电信局，请人事部门查了档案，开出介绍信，到派出所把自己和大孙女、孙子（金岩，我弟弟哲民之子，户口也落在我父母处）的民族更正成满族（但那时我的户口已不和父母在一起）。
姓氏与名字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3年后二女儿金爽也面临升学，才想到咱们孩子的学习成绩还没有牛气到可以轻易放弃党的照顾的程度。但派出所说，国家民委对更正“民族”已有具体政策，即必须是“父母一方是少数民族，且本人不超过18周岁”。二女儿的户口和我在一起，我早已“超龄”，属于“不可更改”的范畴。这样，二女儿也只能随我，继续保留“汉族”的身份。
本想就此作罢，反正加上几分要上重点学校也不过能顶一些赞助费而已。但细一思量，却感到问题很严重：孩子上学有无“照顾分”事小，两个亲生女儿的“民族”不一致事大，对于家庭来说，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香港、澳门或台湾回归。真急得我冒了一头热汗！如果不能“统一”起来，等我“百年之后”何以证明她们是亲姐妹？就算有伶牙俐齿，也别想说得明白，何况二女均大体属于老实巴交之列！
于是只好到处咨询求助，最后经妻子的同事介绍，找到海淀区民委说明情况。民委的同志倒很通情达理，顺利地开出一纸证明，一并将我本人和二女儿的“民族”一项“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户口本上的更改日期是1991年7月11日，那一天刚好是我45岁生日。
还有一个笑话。1996年我还在科普出版社担任常务副总编，有一个和英国奥比斯（Orbis）出版公司的合作项目由我负责。一天会谈后我们请对方晚宴，翻译陈南新在饭桌上和奥比斯出版公司经理斯蒂夫（Steve）先生闲谈中提到我的民族和姓氏。这个英国佬听到后便玩笑地向我作揖，表示对“皇室”的尊敬，还故意问我是否进故宫不用打门票？我回答说：倘若溥仪还活着，现在他想进故宫也得在售票处排队掏钱。
“文革”中改名成风，一切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名字统统在被“横扫”之列。我也曾动过更名的心思，但叫“反帝”、“防修”、“卫东”之类都有假装积极，妄图混入“造反派”队伍之嫌，况且姓“金”本身就属于十恶不赦之罪。当时的小说、电影中，凡是反面角色不是姓金就是姓钱，反正只要沾了“金钱”二字的边就基本上不是什么好东西。红极一时的电影《青松岭》里，上山收榛子卖钱搞“自搂”的反面角色钱广，直到20年后才被“平反”。于是横下一条心：老子从小就叫这个名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爱谁谁了！哪里像现在，连成立个垃圾清运公司也非要挂上个“金”字，得叫“金垃圾清运公司”，好像只有这样才能飞黄腾达。
当了编辑以后，自己写作和翻译的东西也多了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年总有几十篇科普文章发表，其中绝大部分用了笔名。但我在写论文和在图书上仍一直使用真名。当时用笔名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革”遗风尚存，编辑写文章多了算“不务正业”，甚至有“追名逐利”之嫌。尤其是在自己供职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不能用真名，而且稿酬还要扣除一半。记得当时我在《现代化》杂志做编辑时，一般翻译稿酬标准是每千字6元，而给编辑部内部人员的稿酬却只有3元，因此发表一篇三千多字的翻译文章的全部稿费还不到10块钱。那时，在杂志负责人老徐（徐克明）的启发下，我用了大量的笔名（与稿酬无关，但他说编辑部人员发表作品尽量不要用真名，以免被人攻讦为“同仁刊物”）。现在还能想得起来的有“为科”、“金笛”、“微微”等等。后来在揭批“法轮功”过程中，还用过“郗雯”（取“檄文”之意）、“启点”（沾了一点“启”字辈的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