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体育
这个水库面积很大，可能有颐和园昆明湖那么大吧，而且相当深。中心的深度可能将近20米。我一到豆各庄，老教师就警告我：此水库是“从不吃素”的，也就是每年都有人在水库丧生。最让人震惊的是两件事：有一年驻地在良乡的一支海军部队要来演习武装泅渡，先让一个排的战士在大坝边上试游一下，但他们不知道这处小水湾虽然宽不过三四十米，但下面却是一个深坑，水特别深。战士们全副武装下了水，但一下去就发现不对头，脚根本沾不到底，队型马上就乱了。首长慌忙命令赶快上岸。再一点名，居然少了4个人！于是又令水性好的战士下去打捞，半小时后才捞出一具尸体。最后调来潜水兵连夜打捞，终于把人都捞了出来，但已全部不幸牺牲！据说还丢了一支冲锋枪。另一件事是水库西北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在公社开完会天已擦黑，他骑车往回返。因为崇青水库是分两个阶段建成的，先在上游建了一个土坝，几年后为扩大库容，又在下游的崇各庄建了一座石坝。但上游的土坝并没有拆除，只是扒开几个口子让水通过，平时土坝上仍有人来往。每个口子并不宽，也就一米左右，一般人都能跳过去。但由于下了几天雨，上游涨水了，水把口子冲得更宽了。这个书记骑到口子跟前，犹豫了半天。因为如果不从这里走，要多绕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时他做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他怕自行车被水冲走（那时一辆自行车的价值比一个棒劳力一年的工分还多呢），就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的手绑在车把上，然后搬着车跳这个豁口。结果自行车把他拽到了水库里。这个人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
现在这个水库已经开发成旅游区，号称“青龙湖度假村”，2003年秋天我和家人去故地重游一番。令我大失所望的是水库已干得见底了。
在青岛参加全国版权工作座谈会时，海滨浴场的景象令我浑身发痒，只好背过身来不看（1987年7月）
前面说过，我在技巧性的运动中一贯表现欠佳，缺乏应有的机灵劲儿，譬如拍皮球、跳绳、踢毽子之类统统上不了档次，而且平生基本上与球类无缘。不论篮球、足球、排球，还是乒乓球、羽毛球，都表现得十分笨拙。高中时田径成绩逐渐提高了不少，体育也能得5分了，但短跑较差，百米最好成绩只有13秒。不过我的耐力不错，中长跑比较突出。高二时宣武区中学生运动会400米第四名，高三参加1500米也是第四名；高三在六十六中学校运动会的800米成绩据说保持了10年之久（200米跑道）。
高中的班主任是位中年女教师，叫洪国珠，福建人，教我们政治课。当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正由于“反修”统一战线而打得火热，也不知贫困的中国支援了这个不过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多少好东西。因此班主任号召要争取成为“霍查[8]班”（当时北京其他中学已有“金日成班”、“胡志明班”等）。当然这需要先成为全校的优秀班集体，再由学校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再后面由谁批准就不知道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班里还发起了“从北京到地拉那[9]”的象征性长跑活动（大约一万多公里），每天统计每个同学的长跑距离。我当时每天晚上就到街道上去跑步，从枣林街到牛街南口、南樱桃园，再从白广路南口回到枣林街，这一圈大约有2000米，我每天晚上跑3圈，就是6000米。不久以后，我跑的距离在班里就遥遥领先，无人能及了。到了高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准备高考，再也没有人去统计长跑的事，也没有人过问是否“跑”到了地处南欧的亚得利亚海。
在法国留学时，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锻炼，顶多就是做做广播体操或打打羽毛球。后来听说所住的玫瑰泉社区有一个法国人自发组织的长跑队，便请他们吸收我们一起训练。没想到这帮四五十岁的法国佬个个训练有素，跑起来的速度简直像百米冲刺，地点又是在一片起伏不平的树林里，地形复杂，很快就把我们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们落下很远，使我们自尊心大伤。后来我们再也不敢找他们一起训练了。
不过，在中国的长项乒乓球上，我们没有给法国人留下任何取胜的机会。尤其是我们65级有一个姓蔡的同学在中学时参加过少年体校的正规训练，持有三级运动员证书，在我们与法国同学举行的友谊赛中“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
参加工作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有规律的体育锻炼了，偶尔遇到机会可能去游一次泳，出差时能有游览的机会也会爬爬山，如此而已。
大概在1992年前后，我在出版社当副总编兼总编室主任。那两年分别举行了出版社运动会和科协机关运动会。我组织总编室的同志积极报名，我自己还拿了“单腿蹦（50米）”和“倒跑（50米）”的第一名（都是带有搞笑性质的比赛，难登大雅之堂），在400米比赛中得了第四名，和杜筱进、王军、赵震东等合作在4×100米比赛中也有名次。
我和体育
年岁渐老，日常的体育锻炼就更少了。4年前女儿彤彤送我一只小狗，取名“端午”，说目的是强迫我散步，因为每天早晚必须带狗下楼解决大小便问题。没想到此狗天生胆小，且比我还懒，外出方便之后便坚决向回跑，死活不愿多走几步。
我和摄影
我对摄影产生兴趣，应该追溯到1958年。那时我12岁，刚上初一，母亲所在的北京电业管理局来了十几个越南实习生。当时胡志明主席还在，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正处于“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为比中国更加落后的越南兄弟培养人才是义不容辞的。当时母亲是电管局教育科的科长，培训越南实习生之事正归她管。
电管局经常在星期日组织越南实习生去颐和园、香山、碧云寺、八达岭长城等风景名胜游览，有几次母亲把我也带上了。电管局管摄影的是一位长得很帅气的中年人，身材不高，总穿一件深蓝色的风衣，用的是苏联生产的“卓尔基”135相机，除了拍越南实习生以外，顺便也给我拍了几张照片。这种精巧、轻便的照相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4年，我高中毕业准备出国留学时，父母买了一台“上海”牌120“皮老虎”相机，记得好像是花了120元。我们在北京拍过好几卷黑白胶卷，但我出国时没有带在身边。次年，六十六中65级的王天祥帮忙把这台相机带到法国，我用它在法国拍了一些黑白照片。当时同学中还没有谁有照相机的，所以这台相机留下的照片都很珍贵。也是在法国，我学会了自己冲胶卷和洗印照片。这是因为当时“革命警惕性”很高，看到有些反华标语、漫画就要拍下来，又不能送出去洗印，于是只好自己动手。所以，我的洗印技术基本上也是“逼”出来的。
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公社社员墙前的一群虔诚的拜谒者，
墙上的铭文是：纪念1871年5月21日到28日的亡者（指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的日子）。左一是我（1966年冬）
注：初学乍练，在简陋的条件下洗印照片，底片上不慎弄出了无法弥补的刮伤。
1967年2月回国，在外交部和高教部参加了一阵“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大多数同学就都成了“消遥派”，几个同学都买了通用月票，几乎玩遍了北京郊区的公园，像颐和园、香山、妙峰山、鹫峰等等，我给同学们拍过许多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