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文革”中的逍遥派在京郊鹫峰游玩。左起：王四法、
童志强、陈正恭、郭莲莲（前）、我（后）、陈凤莲、刘玉珍（1968年）
1968年7月，我就算正式参加工作了。当时的工资是按照“国外大专”算的（直到1984年才由教育部给我们补发了“国外大本”的学历证书，工资待遇也相应地有所调整），每月43.5元。从1968年9月起，我们大多数同学都被送到北京军区4585部队农场锻炼，当时同班的孙晓郁有一台德国生产的“康太克斯”，镜头质量很好，我在农场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用这台相机拍的。
1970年12月，我从部队农场回到北京，一天我在菜市口信托商店看到一批苏联产“基辅”照相机，全新的，卖400元一台。我记得1964年出国前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看到过这种相机的售价是1500元，当时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大概是库存积压多了，时间长了，“文革”中只能放在信托商店里销售。
于是，我便用农场两年多攒下的工资买下了一台。这种照相机是苏联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的德国的技术、德国的设备，甚至德国的人员，完全仿照“康太克斯”生产的。镜头相对孔径F/2，快门速度从8秒到1/1250秒，平视取景双影重合对焦，自带曝光表，全钢机身，真皮相机套，还附有一片黄滤色镜，绝对物有所值。虽然是德国货的仿制品，但做工精细，镜头成像质量很高。我曾用黑白胶卷经过仔细对焦拍摄过窗户上的铁丝窗纱，然后尽量放大，结论是分辨率大约在每英寸800线以上，应该算相当好的。
洗相用的放大机很贵，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于是我还是自己动手。一个铁皮茶叶罐改成了灯箱，两片凸透镜背靠背固定在一起就是聚光镜，镜头用的就是那台“海鸥”120相机上的，底片夹、调焦螺丝和底座也都是用废料精心制作的。经过实际使用，除了调焦有些繁琐外，这台土放大机的效果一点也不比正规产品差。
“文革”期间，各种产品质量都不怎么样，包括胶卷和相纸，市场上有大量的次品，还有所谓“简装”胶卷。当时一卷“公元”牌（厦门胶片厂生产）或“代代红”牌（保定第一胶片厂生产，后来叫“乐凯”）正品黑白胶卷售价1.85元左右，而简装胶卷的售价只有它的一半，不过八九角钱。还有五六元买一大卷的，可以分装大约10到12卷胶卷，就更合算了。简装胶卷没有暗盒，需要自己往旧暗盒里装。
我和摄影
我还买过一种感光度只有Din7°的胶卷。这种胶卷的颗粒十分细腻，层次极其丰富，但除了用于翻拍文献资料外，一般无法直接用于照相。我突发奇想，用它代替印相纸来洗印照片，结果获得了质量极佳的正像幻灯片。许多人看了都很惊奇，不知是怎么拍摄的。
就是在这几年，我读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摄影图书，给同事和朋友拍摄了许多照片，买了冲洗胶卷的冲片罐，除了自己动手做放大机外，还用自己做的继电器和6N1电子管做成定时器（后来又改进为用单结晶体管和可控硅，更加轻便），用于精确控制放大机的曝光时间。当时的放大纸也分正品和次品，正品16开的每盒（100张）大约三十多元，次品就便宜多了。可是次品质量实在太差，于是又转为用放大纸的纸边。这种纸边是照相馆裁下来的，宽只有六七厘米，但都是正品，每市斤只要几角钱。所以我的影集里留下了不少呈现“宽银幕”效果的长条状照片。
放大机也几经改造，包括灯箱、聚光镜、底片夹、调焦旋纽、升降轨道等，都是越来越接近正规产品。把厕所的小窗户上挡上两层黑布，就成了很好的暗房，普通15瓦灯泡装在罐头盒里，再蒙上几层红玻璃纸，就是合格的暗室灯。后来，大约在1984年，我已当了几年编辑，我根据自己摸索的经验，写了一本《小摄影迷》，专门教青少年如何学习摄影，如何洗印、放大照片等知识，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
其实《小摄影迷》里都是我自学摄影的体会
我自制的放大机（选自《小摄影迷》一书）
1978年前后，科普出版社和美国时代·生活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少年儿童科学文库》，对方应该支付给我方的稿酬没办法给（当时出版社没有外汇账号，办理起来又十分困难），就在征得我们同意后用这笔钱从日本买了摄影器材“送”给我们。主要包括“潘太克斯”（后来的正规译名叫“宾得”）135单反相机和6×7单反相机各一台，以及闪光灯一套。那台6×7相机是专业级的，成像尺寸为60毫米×70毫米，有80毫米标准镜头、200毫米长焦镜头和50毫米广角镜头各一个，还带一个铝制的箱子和一个十分稳固的三脚架。机身所带曝光表和快门的精度都很高，镜头的成像质量也非常好。唯一的缺点是十分笨重，卡上长焦镜头后差不多有2公斤重，如果手持相机拍摄，估计没有人能坚持端上10分钟而不手抖。
当时出版社没有专职摄影师，这套器材就交给我保管和使用。
我用那台6×7相机拍了不少彩色片子，用的都是柯达公司出品的专业级负片和反转片，其中在杂志上发表的有七八十幅。比较重要的包括新建成的首都国际机场、昆仑电视机厂引进的日本三洋（黑白）电视生产流水线、北京电冰箱厂的产品广告、中科院大气物理所320米高的气象专用塔、《现代化》杂志1982年的年历插页等等。气象塔的照片还被当时的副总编祝修恒寄送到日本一家科技杂志上作为封面发表。到了1982年，出版社领导让我担任《现代化》杂志的负责人，同时从河北日报调来摄影记者赵秀娥，于是让我把摄影工作移交给小赵。说实话，被迫离开这套心爱的摄影设备，当时我心里还别扭了很长一阵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气象塔的照片。这个高达320米的铁塔位于德胜门外的祁家豁子，孤零零地，远看像戳在地上的一根棍子，当时是亚洲最高的气象专用塔。从离地面七八十米高起，在不同高度上安放着风向、风速、气温、气压等传感器。
那次是我和杂志的美术编辑傅万成一起骑车去的。我围着铁塔转了好几圈，从照相机的取景器里反复观察，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角度。退到一二百米之外，换上长焦镜头，效果反而更差。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跑回到塔底下，换上50毫米广角镜头向塔顶望去，铁塔巍峨的气势一下子就呈现出来了。构图是立片，铁塔从左下角直插右上角，架设着传感器的不同高度上的横梁从近到远依次排列，显得十分壮观。可惜当时用的反转片是过期的，拍出的片子总体上有些偏红。
1982年的年历照片是在紫竹院公园的草地上用柯达反转片拍的，同事刘云菁介绍了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位舞蹈演员当我们的模特儿。拍照那天她还带来了她的妹妹，姐妹俩青春靓丽的面容马上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
我和摄影
那天拍了整整一卷（10张）照片，有单人的和两姐妹合照的。最后选中制版的是两人依偎着坐在草地上上的一张，几本《现代化》杂志散放在周围。这幅人像照无论是角度、用光，还是人物的姿势、神态、表情，在我的摄影作品中都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