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是学校需要一台便携式扩音机，如果在外面买，不仅价格贵，而且需要申请“指标”，于是我便自告奋勇，动手制作，输出用的是两个大功率锗三极管3AD6。只是机壳是委托公社机械厂帮助用白铁皮加工的。估计输出功率在10瓦左右。在我调离这所中学后这个扩音机还用了好几年。
第三件是学校要从大队拉一条动力线，于是我这个业余电工又派上了用场。记得这条线路大约有七八十米，中间要跨越公社的电话线、一条道路和学校的围墙。当时没有合适的电线杆，只能用一根很细的水泥杆加一根木杆用穿钉接起来凑合，我爬到杆顶，把三条电线一条条地甩过电话线。三相电度表买新的很贵，我通过母亲找到北京供电局，买到三块西门子20安培的旧单相表，总共只花了30块钱。刀闸开关也是从旧货店买的，上面的绝缘柄碎了，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师李克生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木工手艺不错，找了一块硬木“抠”了一个，装上后一点问题也没有。当然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都是很不规范的，至少我没有电工的“上岗证”，可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不少问题。
痴迷一生的业余爱好
记得当时办理邮购的单位信誉还比较好，骗子没有现在这么多。我曾通过邮寄买过许多零件。比如录音机中的皮带是易损件，如果在商店里购买，一根就要两三块钱，可是按照杂志上的地址汇款，五元钱能买二十多根长长短短的皮带。我用这些皮带给朋友修复过大大小小的好多台录音机。
好像是1985年前后，《北京晚报》组织过一个“我的业余爱好”的征文活动，我便写了一篇描写我喜欢无线电的千字文寄去，第三天就发表了，题目叫《瘾》。
由于长期爱好无线电，我养成了比较强的动手能力，考虑问题时也特别注意务实，习惯从技术上能否实现的角度出发。比如工作中或日常生活中遇到一种需求，我会先想这件事从原理上能不能做成，如果能做，那么应该怎么做，这个方案实现起来的技术难点在哪里，问题都想清楚了还不忙动手，要进一步想有没有更好、更简单、更便宜的办法。一般情况下，我不怎么欣赏那些在原理上可行，但在技术上或工艺上难于实现的发明。我对那些手艺高、“活儿”干得漂亮的工人师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愿意虚心向他们求教，而不管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反之，那些只会在口头上夸夸其谈，一到实际操作就抓瞎的人，我始终有些看不起他们。
我有时会哀叹此生没有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总觉得如果当初学了工科，无论如何也会搞出一点名堂，说得冠冕堂皇一些，也可以叫“能给社会多做贡献”。
中学的学习
1964年我高三毕业，考大学的目标一是清华无线电系，二是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按照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前面说过，我在小学时属于浑浑噩噩之辈，学习始终处于中游偏下水平，且时常大起大落。更糟的是，越到考试发挥得就越臭。但我有个优点，就是别看课本学得不怎么样，但特别爱看课外书。北新桥有一家新华书店，离我家很近，我放学以后经常去那里“蹭”书看。那时的书店有一个好风气，就是允许读者在店里看书，抓到一本好书便蹲在地上甚至坐在地上看，只要不把书弄坏，营业员也不怎么管。少儿读物、连环画等是从来不放在柜台外边的，但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就是断断续续看了不少内容比较深的书。后来我也买过不少书，记得最清楚的一本是郑文光先生写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飞出地球去》，当时的定价是0.80元，这对于我来说已是天价，是我攒了好多天零花钱才买到的。正是这本书给我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可惜在初中时被同学借走便没有归还。后来我当了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大约是在1979年，在编辑部遇到郑先生，当时他是我社编辑白金凤联系的作者，我当面恭维他是“伟大的科普作家”，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弄得他很不好意思。算起来，他当年写《飞出地球去》时也不过二十多岁。
郑文光写的《飞出地球去》（这是2005年另一家出版社再版时的封面）
我买书的另一个渠道就是光顾特价书店，当时在东单路口北面路西有一家，什么书都有，甚至还有一些解放前出版的书，每本书的封底都盖着“二折”、“三折”的印章。一元钱可以买到一大摞书。我的算术基础不错，有时能算得一厘钱也不吃亏，连收款员都很吃惊。
上了初中（北京六十六中）我脑子才稍微开了一点窍，理科成绩大有长进，还当了数学科代表。说起来，这与我课余参加无线电活动和爱看课外书大有关系。
带着初一的一群猴孩子春游颐和园，让班主任李淑兰（二排右一戴纱巾者）很操心。二排左一是我（1959年）
中学有图书馆，每个班都有一个图书员，负责替同学们借还书。记得当时我看了许多科普名著和科幻小说，像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趣味物理学续编》、《趣味化学》、《趣味几何学》、《趣味代数学》，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机器岛》、《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培根的五亿法郎》、《地心游记》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看的。我特别欣赏《神秘岛》里几个落难水手在荒岛上运用物理、化学知识，自己动手战胜困境的精神和智慧。
科幻大师凡尔纳的作品深深吸引了我（图书封面与当年不同）（资料）
1961年升入本校高中，和初中时期相比，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在班级里很快名列前茅，许多同学感到恐怖的数理化对我来说却感到十分容易，从物理课代表到学习委员，数理化成绩在班内始终遥遥领先。当时比我大3岁的小叔（金恒泰）从北京五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他高中时用过的数理化参考书就都下放给了我。当时的教材受苏联的影响很大，参考书也基本上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苏联的参考书有个特点，就是难题极多，普遍比老师出的复习题要难得多，很能锻炼思考能力。
其实，我中学最费气力的还是英语。教我们英语的王国汉老师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每节课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听写。看我的成绩册，平时成绩基本上是5分和2分交替出现。认真复习了就是5分，只要一懒，准是2分。每到期末复习，我用在英语上的精力大概要占80％。
到了高三期末，我的成绩册“全线飘红”，各科成绩全部是优，加上连续三年的“三好学生”称号，我因此获得了北京市的“优良奖状”（相当于此前的“金质奖章”）。
中学的学习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张1964年高中毕业时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状”
高中阶段最出风头的是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当时在其他城市还没有类似的竞赛活动，更没有全国和国际的竞赛。
竞赛分高二和高三两个考场，每个学校各派三四名学生。1963年我在高二的竞赛中得了三等奖，1964年在高三的竞赛又拿了个三等奖。这对于六十六中来说也得算个大事。因为三届竞赛（1962年是第一届，我在上高一，没有资格参赛。那年我校名落孙山）中只有我一个人得了奖，而且连得两次。记得高三那年的发奖大会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的，相当隆重。当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发了消息和刊登了获奖者名单。高二时的奖品是一个笔记本，高三的奖品是一套（10本）中学生数学课外读物，大概总定价2元多钱。两张奖状都被我交给了学校，学校很重视，在教学楼的橱窗中展示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