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的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十分惊人，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雕像等珍品都收藏在卢浮宫里。而且除了像蒙娜丽莎等世界级的油画罩着一个玻璃箱子，其他绝大多数油画都是直接挂在墙上，任凭参观者远瞻近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作品占大多数，令人惊叹的是许多油画历经数百年，颜色却依然鲜艳如故。我曾在极近的距离内欣赏过一幅描述国王路易十三出游狩猎的巨幅画作，其右下角画了一只猎犬，嘴里叼着一只被猎杀的野兔，野兔的血顺着狗嘴角淌下来，其色彩的鲜艳有如刚刚完成的作品。后来我曾向学美术的人请教，他们说当时西方许多著名画家都自己调配油画颜料，其配方和工艺都是绝密的，有些早已失传。
据说，卢浮宫展出的艺术品只占其收藏品的不到十分之一。
凡尔赛宫除了展出的油画和雕塑外，令人惊叹的还有它的花园和喷泉，各种色彩的植物拼成美丽的图案，远看酷似一幅做工精美的壁毯。
这些博物馆里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比如埃及法老的墓棺、希腊中世纪的雕塑、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等。我不禁联想到法国在一百多年前到处侵略、法属殖民地遍及五大洲的近代历史。面对一些非常精美的、堪称无价之宝的中国佛像（多数不是全身而只有头部），以及那些价值连城的官窑瓷器，使人不得不思忖它们是否就是来自北京的紫禁城或圆明园？
遗憾的是，埃菲尔铁塔不算博物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优惠，而每张登塔的票价高达一百多法郎。因此，虽然我在巴黎呆了两年，几乎天天看见铁塔，却从未上去过一回。
巴黎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地铁，无论大街小巷，步行不超过5分钟准能找到一个地铁站。站台上各种标识非常详细，各条线路在地图上都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从哪里上车、在哪站换车、到哪里下车，统统一目了然。而且在那电脑远没有普及的20世纪60年代，地铁站里就有自动指路机（估计是用继电器自动控制）。只要把目的站找到，一按电钮，一串红红绿绿的指示灯就把乘坐车次、换乘站名表示得清清楚楚。因此，在巴黎根本不怕迷路，实在找不到家了就钻地铁，用不了一个小时准能回到家。地铁可以在站上临时买票，也可以一次买一沓（一般是14张），这样更便宜。
几乎每个地铁站都有乞丐和卖艺者，除了老年残疾人只是在面前放一个罐头盒或一顶破帽子以外，大多数都有音乐方面的一技之长，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双簧管……除了钢琴，各种乐器应有尽有，有些人的演奏技艺非常娴熟，绝对够得上专业水准。往来的人群就随手把一两枚硬币丢在他们的琴盒里。
部队锻炼
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全体留学生于1967年2月奉命回国，开始时分别到外交部、高教部“参加运动”。后来大多变成了“逍遥派”，探亲访友，游山逛景，反正也没有人管。到了1968年9月上旬，我们大部分留学生被送到北京军区4585部队锻炼。此前，进修生们都回原单位“闹革命”去了，还有少数“根红苗正”的同学通过各种关系（主要靠当时侥幸没有被“打倒”的家长）分到各外事部门。我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就当然地被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来到部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4585部队属于野战部队，是一个步兵团，连同其他两个团（4583、4584部队），加上师部（4582部队）驻扎在唐山以南50公里、距海边约15公里的农村，地图上标注的是“柏各庄农场”。这个师的正规营房位于唐山以东约50公里的滦县。唐山、滦县、柏各庄在地图上呈现出一个倒三角形。
这里地势低洼，原来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苇滩，向南靠近海边还有一个劳改盐场，虽然距离不远，但我们从未去过，据说关押着上千名劳改犯，估计其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都是命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
这里是盐碱地，芦苇长势茂盛，成年的芦苇有六七米高，根部直径都在10毫米以上，最粗的达十四五毫米。部队的任务就是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将芦苇滩改造成农田，种植优质水稻。
我们住的营房都是各连队以前自己盖的土坯房，墙很厚，窗户很小，房顶上是一层厚达30厘米的芦苇，估计即使坍塌也不会砸死人。只是不知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是否这些房子还在。我们睡的是土坯垒起的大通铺，开始时一个排住一间房，后来换到更小的房子，就每个班一间宿舍。宿舍很挤，睡觉时基本上都得朝一个方向躺着，如果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就可能找不到窝。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的蚊子奇大无比，且嘴的长度基本上与身长相等。夏天即使隔着裤子，也能把屁股和大腿叮出一片“山花烂漫”。也许由于体型较大，因此行动相对笨拙，很容易被拍死。但蚊子大军岂止“百万雄师”，又都具有“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搅得我们苦不堪言。不过，到了第二年，我们的“耐叮力”大有提高，除了睡觉时要警惕不要把身体靠近蚊帐外，大家对无时无处不在的蚊子袭扰已不十分在意。
我所在的连队叫22分队，包括留学法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的学法语的学生，还有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一些法语专业学生，总共120人左右，其中留法学生大约占一半。全连分成两个男生排和一个女生排，每个排又分为3个班。
这个团的另外几个学生连队，包括23、24、25分队，是其他语种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所有的连队干部，包括连长、指导员、司务长、文书、通讯员、卫生员、排长和班长都是从部队调来的现役军人。
我们的第一任连长叫荣孝炳，唐山本地人，自嘲地称自己是个“老台儿”（“台儿”读tǎr，对唐山人带有贬义的称呼，类似于称呼北京人为“京油子”），人长得瘦小精干，黑红脸膛，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十分得体，曾参加过1959年的十年大庆阅兵式，还是军事大比武的刺杀尖子。有一次，戈也夫（后来改名叫“刘祝”）、赖豫福等几个男生起哄，非让连长表演一下阅兵式的走法。荣连长便拿起一根练刺杀的木枪，威风凛凛地踢了几步正步。不料这几个小子没憋好屁，按照连长的步点齐声高唱“| 6－ | 7·6 | 40 30 | 44 30 |”（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鬼子进村”的音乐），弄得连长哭笑不得。
“接受再教育”时的我们。前排左起：金雄强、卫生员（解放军战士）、我；
后排左起：童志强、阮宗华、朱延生、王四法、赖豫福、戈也夫（刘祝）、刘小豫（刘豫林）（1969年）
我们在管理上是纯军事化的，早晚点名、早操、队列就不用说了，夜间站岗放哨也和部队一样。宿舍里要求所有的被子都要叠成“豆腐块”，叠好后还要拍得见棱见角，所有的毛巾都要垂得一样长，所有的牙刷倾斜方向都要一致。但战士们的被褥、用具都是统一发的，大小、颜色完全一样，我们学生连却都是自己带来的，不仅花色不一，就是大小、厚薄也不一样，所以很难做到整齐划一。我们一个南京的同学（陈正恭，绰号“老妖”，后来分配到南京海关，据说后来当了海关总署什么局的局长）带来的被子足有8斤重，可能是父母担心儿子挨冻，特意做了一床特厚的被子，就无论如何也叠不出棱角。班长的示范很不成功，排长有些恼怒，令班长“躲开”，亲自动手帮他叠被子，但拍了半天也仍然圆鼓鼓的。排长无奈，摇摇头，只得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