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插秧时，秧苗都很小，一担秧就够一个班插上半个多小时的，但到了后期，秧苗长大了，一把秧插不了两行，挑秧的工作量就长了几倍。这时每担都不下一百五六十斤。挑着这个重量如果走平路还算不了什么，难的是还要跨越那些一米多宽的毛渠。这当然要讲技巧，就是站在田埂上，把扁担在肩膀上横过来，身体先向后晃一下，然后趁两个秧架子向前摆的力，一步跨过去。如果稍有犹豫就会连人带秧掉进水里。
我最惨的一次就是在过毛渠时，可能是那次的担子更重了一些，只听“咔嚓”一声，我身子跳过了水渠，肩上却变得轻飘飘的。回头一看，秧苗全掉进渠里了。原来在我过渠的瞬间，粗大的扁担突然断裂成三节，中间架在肩膀上的一段竟生生地崩出去好远。
经过半年多的劳动锻炼，我的体能大有长进，胸前、臂膀和两腿都长出了“疙瘩肉”，单杠上做50个“引体向上”跟玩儿似的，加上伟大领袖教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当时真没把这点苦放在心里。于是我换了一根更粗的扁担，还在上面用毛笔写下半句毛主席语录：“担子捡重的挑”，继续挑起扁担飞跑。平时在驻地挑水，也觉得一次挑两桶水不过瘾，就在扁担两端各挂上两个铁钩，一次挑4桶水，估计也有一百六七十斤吧，颤悠颤悠地跑上一二百米，一点也不觉得累。
劳动一忙，免不了要经常赤膊上阵（1970年夏）
平时我们拉东西、运稻谷，都是从别的连队借用两个轮子的马车。可是说是马车，却只能借到车，马匹是不借的。这时我就会主动担当起驾辕的大牲口的角色。其实这活儿很危险，车上装了一两千斤重的东西，七八个人在后面一齐用力，推着大车飞跑。有一次装车时重量安排得不合理，他们一使劲，车就“打天秤”了，一下子就把我挑到半空，向下一落又差点把我拍在底下。如果当时我不是手疾眼快地闪开车辕，恐怕不牺牲也得加入“残疾人联合会”了。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年轻，劳动又艰苦，所以都特能吃。赶上农忙，炊事班要把饭送到地头，多数是纯大米饭加炖肉，有时还再加一两个菜。记得有一次春季大忙，炊事班下了120斤好大米，不算病号和炊事班，在地里干活的也就是100人左右，其中还包括三分之一的女生。但居然经过两个回合饭笸箩就见了底，司务长只好跑到其他连队“借饭”。算下来，平均每个人这顿饭都吃了一斤以上（生大米的重量）！
部队锻炼
头一年连队穷，平时改善生活就是把白面用开水烫软了做炸糕，里面也没有馅，但大家依然吃得满嘴流油。我当时能吃七八块，25分队一个男生的最高纪录是一顿吃了26块，真乃“垂涎三尺非一日之馋”也。
如果有人感冒发烧，经报告司务长，炊事班就要准备病号饭。所谓病号饭一律是汤面。炊事班的锅很大，一次能下上百斤的米，所以即使只有一个病号，做出来的汤面也有一脸盆。端到班里，病号最多勉强吃一小碗，然后就被同班的亲密战友们分享了。当时即使刚吃过饭，也能再喝上两碗漂着油星和葱花的香喷喷的汤面，正所谓“一人生病，全班沾光”。
逢年过节，我们也要包饺子。炊事班先把面和好、馅准备好，各班就用脸盆端回去包。当时我们的脸盆是一盆多用，平时洗脸、洗脚、洗衣服，摸鱼时就用来装鱼，包饺子时就用水涮涮再盛面和饺子馅。擀饺子皮要用案板和擀面杖，案板一般就是找一块看起来还算干净的三合板，用布擦擦；擀面杖多是用锯短了的铁锹把充当。众人包的饺子当然大小不齐，捏不紧一下锅就成了面片的比例也不小，但大家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到了第二年下半年，我们的生活大有改观，上级分配给我们连一块菜地，连里派出三个人专门去种菜。此外，我们还养了几头猪，派了65级一个姓张的男同学（张文华）专门负责喂猪，逢年过节就杀一头改善生活。这个同学还练出了修理球鞋的手艺，甭管多破的鞋都能补好，尽管粗针大线不怎么美观，但保证结实。
部队农场，与解放军班排长合影。
后排左起：陈正恭、于鹰、我；
前排左起：解放军排长、赖豫福、杨红军（解放军班长）、戈也夫（刘祝）（1969年）
第二年还有两个变化，一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下，连队来了两位法语教师，分别来自北大西语系和北外法语系，除了和我们一样参加劳动锻炼外，还负责辅导我们复习外语；二是所有的解放军班长都回归原来的连队，新的班长由部队首长在我们学生中指派。我们三班的赖豫福就成了第一任学生班长。小赖自称有关节炎，就找了个大玻璃瓶，拣了多半瓶松树枝，再灌满白酒。晚上回来就咕咚来一大口，说是治疗关节炎的偏方，其实谁都知道他是酒瘾难耐。后来小赖的老子恢复了职位，很快就把他调出去正式参了军，据说后来当了某炮兵部队的军长。小赖走后，新班长就由陈正恭担任。
这一年的冬天，为了庆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76岁诞辰，各连都要“献礼”。我们连准备做一幅大型的“锯木画”，就是在一整张三合板上先用铅笔打上底稿，再把木屑染成各种颜色，然后用胶水在底板上画，每画一笔就把带色的木屑撒上去。干了以后再把多余的木屑吹掉。这个绘画的光荣任务由北外老师滕世超担任。
巨画完成了一半，才想起来没有画框，连长把做画框的任务交给了我和留阿尔及利亚的李乃庄（后任国家安全部时事出版社的社长）。我们赶到师部木工厂，选了几根松木方料，在老师傅指导下，主要靠自己干，用了一整天终于完成了这个长两米多、宽一米多的大画框。抬回连队后，大家都不相信是我们自己做的。
也许是发现我比较善于动手，团部还曾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给团里的露天舞台建一个顶棚。我忙了一个星期，算出用多少砖瓦、多少水泥、多少沙子、多少油毡，算出需要什么规格的木料，用多少根穿钉等等，画出施工图交了上去。记得当时的估价不到两万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牢记林副统帅“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谆谆教导。我身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更要夹着尾巴做人，自觉改造世界观，虚心向解放军学习。到1970年底分配工作时，我们在农场参加了三次秋收和两次插秧，也就是共5次农忙时节。因为劳动刻苦，我在这两年零三个月的锻炼中获得过四次连嘉奖。
“美蒋反攻大陆”
刚到部队时，我们最怕的是紧急集合。因为一到驻地，连长和指导员就讲了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说我们都是“不穿军装的战士”，要“随时准备打仗”。国庆节前的一天夜里，大约两点左右，紧急集合的哨声突然响起，全连人马慌忙起身，在一片黑暗中穿衣服、打背包，5分钟后集合完毕。连长表情冷峻，说接到师部命令，美蒋开始反攻大陆，海边盐场的劳改犯正在暴动，命令我们学生连赶赴师部“领取武器，参加战斗”。（其实我当时就有点怀疑：就凭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摸过枪的学生，发了武器能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