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没有月光，更见不到任何灯光，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唰唰”的脚步声和“哼嗤哼嗤”的喘气声，排长和班长还不时低声催促：“快！跟上！不许说话！跑步！”
深一脚浅一脚地不知走了多远，远处终于出现了几盏灯光。走近一看，怎么这么眼熟？停下脚步才发现，原来就是我们连队的驻地。也就是说，我们急行军了近两个小时，其实只是围绕驻地兜了一个大圈。连长又煞有介事地宣布，刚才又接到师部命令，暴乱已经平息，让我们学生连回驻地待命。
过了一会儿，连部的文书、通讯员、卫生员回来了，每个人身上背的，手里提的，有衣服、帽子、鞋、被子、背包带等等。原来他们一直打着手电筒跟在我们后面，任务就是捡回我们掉的东西。再相互看看，不禁笑出声来，不少人的背包早已散开，抱在手里的、扛在肩上的都有；衣服扣子敞开的、扣错的比比皆是，一个个丢盔卸甲，活像被打垮的国民党土匪。相比之下，女生排更显得狼狈不堪。
此后我们又经历过几次紧急集合，记得好像是元旦之前搞了一次，春节期间有过两次，但都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速度也快了许多，主要是大家都知道是假的。而且我们都明白，在春秋农忙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搞紧急集合的，要搞也是在农闲时，可能性最大的是在节假日。经过几次实战后，我们都有了经验，能在黑暗中把背包打得很紧，而且全连在3分钟左右就能集合完毕，基本上达到了正规部队的水平。
指导员的“斗私批修”
来到农场才二十来天，就到了1968年的国庆节，我们连组织了宣传队，排练了几个歌颂伟大领袖和“文化大革命”的节目，有表演唱、独唱、三句半等等，准备参加团里的国庆会演。
9月30日的晚饭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因为这是过节前的会餐。部队的传统是，不论你这个连队多么穷，到会餐时也一定要搞得像模像样。餐前，指导员在讲话中说，今天大家可以敞开了吃，也可以喝点酒，但是宣布一条纪律：谁也不许喝醉，否则要在全连大会上作检查。
会餐是四菜一汤，主菜是一大碗红烧肉。吃了近一个月的黄豆炒咸菜，这碗肉真是令人馋涎欲滴。每个班的桌子上还有一大茶缸的白酒，是师部自己酿造的，度数不低，虽没有品牌，味道却很绵柔，只是大家轮流用这一个茶缸喝，无法“碰杯”。
不料，也许是兴奋过度吧，还是有人喝高了。65级的一位男生（此人后来当过《人民日报》驻巴黎记者）不胜酒力，饭后吐了一地，呕吐物中居然还有整块的大肥肉！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这不是明摆着往枪口上撞吗？等吐干净了，脑子清醒了，回去写检查去吧！”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躲过了这一劫。
本来安排晚饭后由指导员审查宣传队的参演节目，等了半个多小时，文书来说审查取消了。原来指导员在会餐后又被他原来任职的二连拉去，结果被灌了个醉烂如泥。到了晚上，他被文书搀扶着，光着头，手里提着军帽一路甩着，踉踉跄跄地回来，把大家看得面面相觑。指导员一进连部就鼾声大作，无论如何也叫不醒。
第二天早点名，唯一的内容就是指导员在全连面前作检查，“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平心而论，学生连的文艺水平比部队要高得多，集体唱歌也比战士连队要唱得好，至少我们是在“唱”而不是在“吼”，不会跑调“跑到姥姥家去”。虽然本来都不是搞文艺的，但毕竟都有大学文化，还有不少在校就是文艺骨干，加上每个学生连队参加演出的都是女生多、男生少，比部队的一律秃小子更加吸引指战员们的眼球，因此大受欢迎，每个节目都赢得掌声一片。尤其是女生表演唱、四个女生表演的“丰收舞”等备受欢迎。后来团里还专门抽调了各学生连的精彩节目，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师部去巡回汇报。这是后话。
我从小就缺乏文艺细胞，但可能因为身体壮实，嗓门大，还会编几句歌词快板之类的东西，在农场被挑中当了宣传队员。我表演的节目多是自己编写的，如相声、快板之类，偶尔也在什么表演唱里跑个龙套。记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节目是我写的一个相声，主题是表扬部队卫生员用针灸给学生们治疗近视眼的事，还参加过会演，演出效果极佳。不是吹牛，战士们的笑声和无私奉献的掌声绝对震天动地。和我搭班的是一位北大西语系的同学，记得好像姓刘，我是逗哏，他是捧哏，可惜后来一直没有联系。另一个是我写的一个广播剧——《换了人间》，靠我们连队唯一的一台老式开盘磁带录音机，录出来的效果居然还不错。连长、排长他们没事时就听上一遍。
我们连宣传队的台柱子是一个叫卢晓琳的北大女生，年岁比我们大一些，身材不高却能歌善舞，颇具专业水准。多数节目都由她指挥排练。她和我们留学生的三个女生（王萍、张玉琪、张雪萍）的表演唱成了我们连的保留剧目。
那一段时间里，每隔三五天就有“最高指示”发布，而且大多是晚上8点新闻广播的头条。只要一听到新的“最高指示”，担任连队广播员的我和女生姜憬莉就要用最快的速度穿越农田和沟坎，赶往大约一公里外的团部广播站。我们打着手电，呼哧带喘，连滚带爬，一路还得现编词，为的就是抢在第一时间表明我们“22分队全体革命战士”将如何“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伟大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号召。
在北京军区4585部队（柏各庄农场），后排中间背书包者是我（1969年）
“大白兔”的闹剧
从第二年起，就陆续有同学回家探亲。本来我们是没有探亲假的，但陆续有同学接到电报，称“父病重”或“母病危”，连队也只好批准。当然最后也没有哪个人的父母真的亡故，回来后都说父母已经“脱离危险”。
探亲的同学都会给馋嘴的弟兄们带点吃的，多数带的是糖果，上海的“大白兔”是最受欢迎的。探亲归来者一般都是先到连部报到，然后回到本班宿舍，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打开提包，将糖果哗啦一声倒在炕上。接着就是一阵疯狂的乱抢和“吧唧吧唧”的嚼奶糖的声音。
在这种抢糖战斗中，前面提到的那位曾经口吐肥肉的同学曾中过弟兄们的奸计。一位同学探亲归来时正逢开晚饭，大家都知道饭后会有美味的糖果吃，于是几个人偷偷商量好，用刀把透明肥皂切成奶糖的形状，包上一张颜色特殊的糖纸，这个班全体战士都对这块“糖果”心知肚明，只将这位仁兄蒙在鼓里。
回到宿舍，抢糖战斗如期打响，这块特殊的“大白兔”按照当初的战略部署被这位同学抢到。结果可想而知：一边是拼命想把肥皂沫吐干净的倒霉鬼，另一边是笑得满地打滚的七八个同班战友。
据说这位老兄还闹过一个更尴尬的笑话。我们驻地的宿舍后面是一座很大的厕所。有一天晚上厕所的灯泡坏了，赶上这位老兄内急，一进门就一阵扫射，结果这泡尿的大部分都浇在正在尿池前方便的排长（解放军）身上，弄得排长哭笑不得。排长本来不想声张，却被通讯员无意中发现其裤子后边一片湿漉漉的，问起，排长只好如实交待：我就觉得突然屁股后边一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