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吃不了的瓜菜就装进大筐抬着送炊事班。
中央民族歌舞团来了
这年夏天，来4585部队农场锻炼的连队又多了一个，就是中央民族歌舞团，被编为26分队，住的地方在我们连的旁边，两个连队的宿舍之间隔着几个十多米宽的方方正正的池塘。这些池塘都是当初盖房时取土形成的，后来被我们放养了许多鲢鱼苗。秋后，鲢鱼都长到一斤多重，于是我们大吃了几顿红烧鱼。
26分队的人数很多，足有二百多人，其中不乏一些“文革”前著名的演员，比如一位号称“旋转大王”、跳舞中断了脚筋还坚持练功的藏族舞蹈家，还有以唱《赞歌》出了名的歌唱演员胡松华等等。舞蹈队有一些藏族姑娘，个个身材苗条，长胳膊长腿长脖子，长睫毛大眼睛，但皮肤黝黑，而且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从来不跟我们搭话。
由于26分队比我们晚来一年，所以我们当初经历过的艰苦也落在他们的头上。晚饭后，当我们悠闲地品尝自留地里的黄瓜和西红柿时，经常看到他们在池塘那边打水洗脸。于是我们便隔岸高呼：“老胡，吃黄瓜吗？”胡松华们便纷纷高举双手，表示“要”。我们把黄瓜用力甩将过去，那边就有好几个人一齐跳起来接。往往一根黄瓜在手里就会断成好几节。当时谁也不嫌脏，从地上拾起来，用凉水冲冲，照样吃得很香。
我们离开部队的前一天晚上，胡松华请了假，专门到我们班宿舍给我们送行，大家聊到很晚。我们想请他再唱一遍《赞歌》，说小声点也行。老胡连连摆手，表示“这可不敢”。
这一年赶上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各营各连都做了动员，说明革命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某月某日前主动交待的可以得到宽大处理，过期后果自负。转眼期限已过，我们连还没有一个坦白交待的，但26分队在动员后仅仅两三天，“主动投案自首”者就占了全连人数的一半以上，弄得师部专案组的人都糊涂了：文件中不是说“五一六”就是一小撮吗？怎么光民族歌舞团里就有一百多“反革命”？结果经过调查其实一个也没有。
民族歌舞团的到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令人欢乐的文艺节目，因为那时绝对不允许他们参加任何演出，包括团里的汇演。否则我们这几个学生连的风光肯定一落千丈。后来不知从什么人那里传出谣言，说有的少数民族演员染有梅毒（估计是谣传），弄得我们都不敢到澡塘去洗澡了。那时全团就一个大澡塘，有热水池子，有淋浴，由团里安排各连轮流洗浴，一般是每周一次。有了我们学生连队，就安排几个连队的女生上午洗，下午再安排男生洗。如果赶上26分队排在我们前面，去洗澡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即使去了，也只洗淋浴，谁也不敢下池子。到了1970年底我们分配时，26分队还没有解放，继续在那里锻炼了一年多。
笨猫与老鼠
每年稻谷收获之后，耗子就多了起来，大的连尾巴有一尺多长。有一次我们从谷堆下抓了一只耗子，拿回食堂逗猫玩。谁知那只好吃懒做、肥头大耳的笨猫根本不饿，把耗子按在脚下，却不下嘴去咬。
耗子当然吓得半死，晕倒在地一动不动。猫放开爪子，走到比较远的地方盯着。耗子慢慢缓过劲来，爬起来刚想跑。猫又“呜”地一声，重新把耗子扑倒在地。这样反复几次，猫俨然是个得胜的将军，慢吞吞地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但耗子在死亡的威胁下竟然学聪明了，见猫刚走开，一翻身就窜了出去。猫走到很远，回头不见了耗子，“喵呜，喵呜”地冲我们叫个没完，大概是怀疑我们把它的战利品藏起来了。
乡村男教师
1970年底，依照“远分对儿（建立恋爱关系的俩人一起往远处分配），近分坠儿（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分配地点比较近），不远不近是光棍儿（既没有恋爱对象，也算不上特殊困难的分配的远近居中）”的不成文规定，我被分配到不远不近的北京市房山县（现在叫房山区）当教师。
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1978年7月我调到科学普及出版社，我先后在3所中学做了将近8年的中学教师。
房山区面积很大，西部的山区占四分之三，东部的平原只有四分之一。我被分到地处山区和平原交界的崇各庄公社（现在的青龙湖镇）豆各庄中学（据说现在叫“青龙湖中学”了），这个学校位于良乡西北方向大约8公里的地方，由于交通不便，所有的老师都住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总共十几个班，学生基本上来自公社平原地区的几个大队。学校革委会主任申世光原来是北京市工读学校的教务主任，工作认真、勤奋，为人很好。“文革”中工读学校解散，教师和干部就都被下放到各区县。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后，一儿一女都很小，就跟着他住在农村的学校里。
老申得知我是学法语的，嘬了半天牙花子也没想出让我教什么课（当时农村学校根本不开外语课，当然更没有法语课），最后问我能否教语文，我说可以试试看。
其实，当时这个学校并不缺语文老师，反而数学、工业基础知识（“文革”中设置的课程，当时物理、化学等课程都被取消了）等却缺少合适的教师。
我教了一个学期的语文，便主动承担了数学课的教学，后来又兼任了工业基础知识的教学任务。回忆在农村中学的几年教师生涯，我除了没教过政治课和音乐课外，其他课几乎教了一个遍，甚至还给体育老师代过课。
豆各庄中学教师中的几条汉子。左起：胡念中、我、朱荫坡、李××（1971年）
我教的学生中男女生各占一半，上课第一天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女生都穿戴得比较整齐，衣服上甚至连补丁都很少见，而男生却一律破破烂烂，棉袄飞着花，鞋都破得露出了脚趾头。我大惑不解，向其他老师请教，才知道当地“重男轻女”的风气很盛。家长的观点是：女孩子早晚要嫁人，要尽量让她们穿得体面一些。男孩子如果要这要那，家长就会说：你还要什么？这点钱要攒着，以后还得给你盖房娶媳妇呢！
到了夏天，男生们上课几乎一律光着小膀子，有的年岁都十六七了，却连个背心都不穿，下身是一条用面粉袋或尿素口袋缝的大裤衩子，脏得几乎看不出本色。
大多数学生家里都很贫困。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有个学生去公社兽医站买土霉素片，后来得知是这个学生自己闹肚子，但如果去卫生站看病，每片土霉素要4分钱，但兽医站给牲口吃的一分钱可以买4片。后来我问过兽医，他们说：其实兽药和人药成分基本相同，只不过兽药的纯度差一些，杂质多一些，所以售价低廉。哪像现在，宠物医院给狗狗用的药比给人吃的还贵！
当时的教育还处于“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阶段，上课时学生在下面说话、逗嘴、做小动作甚至打闹都是常事。当时对教师的评判标准也不是看谁教得好，更没有升学率的大帽子压着，而是哪位老师上课时学生能比较安静地听课，不打不闹，这个老师就是有本事，就是所谓“镇”得住学生。我亲眼见过一位北京师范学院毕业教政治的女老师，功夫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课堂上的学生已经打成一锅粥了，她还能在黑板前照讲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