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处长还算给面子，下班后骑了辆燃油助力车来找我们，我们把承认错误的车轱辘话又重复了几遍，态度比在出版局时更加诚恳，诚恳得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假了。最后费尽口舌才说服他带走了沉甸甸的几本精装书。
要见局长可不容易。我们想到了老朋友上海科普出版社。社长李敦厚拍着胸脯说，出版局局长跟他很熟，他一定帮忙。
又过了两天，我们终于在下午见到了局长。据说局长大人是在接见外宾的中间抽时间见我们一面，时间只有15分钟。局长的态度还算平和，说我们应该加强管理啊，接受教训啊，等等。听得我们点头如鸡啄米，最后说您总得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啊。局长的话说得很策略，但总算包含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你们回去以后，不管是对外对内，都不要用‘卖书号’这个提法了”。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又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才告辞出来。
上海那几天就是闷热，走在街上，楼上空调的冷凝水稀里哗啦地像下雨一样，洒得行人衣服都湿了。为了表示对上海科普出版社的感谢，我们提出请他们吃饭，地点由他们定。但我们没想到他们最后选了城隍庙（豫园）的一家叫“绿波廊”的高档餐厅，还一下子来了八九个人。我不禁心中暗暗叫苦，因为身上带的银子实在有限，万一钱不够，把我和俞天真谁留下顶账恐怕都过不了关。
那家餐馆的价格奇贵，一盘普通凉菜都要二十几元，我们一股劲地让上海人点菜，他们当然只点了几个价钱便宜的。按说这时做东的人应该非常大方地拿过菜单，甭管什么菜，专捡贵的点，数量上必须能让所有的客人吃得“肚歪”。只有这样才显得出请客的诚意。可是我却囊中羞涩，没有这种气魄，假意推让了几次就赶紧端起酒杯说感谢话了。最后大概这一桌谁也没有吃饱的饭菜还用了七八百元。
上海
我们乘飞机回到出版社是晚上快7点了，金涛还在办公室等我们。他知道我们这天要回来，也知道我们办这个事基本上有眉目了，但没有听到我们的确切消息仍然心里不踏实。
对于出版社来说，一场危机总算过去了，可是对我来说却是几十年中最窝囊的一次出差。
后来，在2006年11月份，我已经退休了，调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胡永洁邀请我参加她们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学术期刊的会议，会期两天，第一天开会、第二天游览。这是我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到上海了。
2009年又跑了一趟上海，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那时中国数字科技馆正在建设之中，我想到一个项目，叫“外国科普名家与名著”，可以做成一个网上的博览馆，挺适合我们科普作协翻译委员会来做。我找北京的委员们开了两次会，不料大家的积极性并不高，有的委员还摆出了一大堆难题，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好像是谁求着我们做似的。其实，我参与数字科技馆建设已经两年多了，深知其中的项目都是很不容易抢到手的。
我又和上海的委员联系，但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都不容易说清楚，于是决定自己专门跑一趟。信息中心主任张小林很支持，主动提出可以给我出差旅费。
翻译委员会在上海有5名委员，开会地点选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因为我们的委员之一潘涛在这家出版社任总编辑（其他委员均已退休，办事就没那么方便了）。
那个会开得很成功，上海委员们的脑筋绝对比北京人转得快，姿态也与北京的委员们不同。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凭借我们翻译委员会的实力，应该可以把此事做好。我还和潘总商量，等项目申报下来了，经费等就落在上海，我们北京的委员配合你们工作。
但这件事最后却弄得虎头蛇尾。因为我对自己抓这么个项目信心不足，总希望我们委员会里那几位对外国科普更有研究的委员来挑大梁，我可以分担一部分工作。当时新上任的主任委员张增一（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先生又忙着赴美国加州做访问学者；后来又赶上中国科协决定把数字科技馆从信息中心移交给中国科技馆，而科技馆的做法与信息中心有很大不同，于是就一直拖了下来。
这次去上海，依然没有改变我对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成见。我住在静安区的一家“如家旅舍”里，每天都能感觉到这里的街道比北京窄，路没有北京的平，公交车也比北京的破，甚至连在街上看到的行人也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暮气沉沉，毫无生气。
唉，上海！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此外，这些年里我还去过如天津、石家庄、青岛、济南、井冈山等一些地方，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追记吧。
后记
自从有了想记录一些事情的想法，《我的故事》已经拖拖拉拉地写了8年，有了闲心就写上几行。当然其中有四五年的时间一个字也没写，我也几乎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直到2011年春天被聘到专门做回忆录的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做总编，这里的年轻人动员我也做一本。我说我已经有了十几万字的稿子，内容大体上也应该算回忆录，但现在没有时间整理，也没考虑过印刷成书。其实正如《开篇》中所说，我写这些东西本来并不想给别人看，而是为了留给自己，等到我“老糊涂了”的时候作为“备忘录”用的。
但年轻人的盛情难却，我只好将那些陈年旧账从硬盘的角落里翻出来，略加收拾，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稿子。
这些文字，大体上只记录到我退休之前的事。在2006年以后我还有不少很有意思的经历，比如担任了中国数字科技馆的专家组成员，担任了新闻出版总署进口音像制品的审读员，在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做了4年编辑顾问，在中宣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电视节目里做顾问，在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杯优秀出版物奖里当过评审委员等等。而且退休后我又跑了许多地方，比如昆明、南京、武汉、西安、景德镇、郑州等，我在一篇科协的征文里将退休生活概括为“忙并快乐着”。详细情况要留待以后的闲暇之时再做补充了。
回忆往事，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中国人奋起的时代。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流传了近1200年，但真正品出其中味道来的可能多是一些老年人。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落日余晖其实像朝霞一样，也是很美的。
金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