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结局是：无能的会务组并没有买到更早的机票，伤员还是和我们乘坐同一架飞机回京，不过铁道出版社安排了专车在首都机场等候，飞机一停就把他直接送到了铁道医院。
另一个颇为“不幸”的事情，就是我低估了高原紫外线的威力。尽管我们在阳光下暴露的时间充其量也不到3个小时，但当天晚上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而且从第二天开始，脑门和头顶就开始脱皮，直到我回到北京后又过了大约一周，大概占头部一半的表面还都一挠一把地往下掉皮呢。
呼和浩特
两年后的2000年，还是夏季，中国编辑学会的年会选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举行，主题是关于责任编辑问题的，我写了一篇《试论责任编辑的责任》带到会上发表。
近年来，出版社责任编辑的负担太重了，主要是经济指标方面的压力。这样绝对不利于图书质量的提高。记得在给新闻出版署举办的编辑培训班讲课时我就说过，不论在课堂上讲得多清楚，学员们一回去，马上就会把学到的知识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各出版社大多在执行经济责任制。
一天晚上，我去拜访了小叔（恒泰）。他是1965年从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气象局，后来做了那里的副局长，但由于某种原因，十几年后调到呼和浩特，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主任。他每次到北京出差都住在中国气象局招待所，来了一般都会和我联系，也到我家来过几次。我到呼市开会时他已退居二线。
他住的是一处平房，面积很大，可能有一百多平方米，还有一个超过一百平方米的小院子。他的爱人因肝癌去世后，他一直一个人过了好多年。他跟我说过现在有了一个女朋友，但不想在儿女都没成家时就再婚。我鼓励他，如果双方满意就尽快把“事”办了，不必受世俗言语的左右。
会议提供的伙食没有什么特色，只有三餐都提供的酸奶口味很好，浓度很高，在北京没有喝过质量这么好的。
组织的旅游包括响沙湾、成吉思汗陵等。途经包头市，看到街道很宽，很干净，当地人也说这些年包头建设得比呼和浩特好。另外就是每走不了多远就能看到地平线上耸立的大烟囱，那是一座座的火力发电厂。内蒙古的煤蕴藏量很丰富，于是北京市与内蒙古合作，由北京投资在产煤区建电厂，称作“坑口电站”，建成后用发出的电偿还北京的投资。北京市这些年每到暑期用电负荷不断上涨而停电不多，还应该归功于这个决策。
响沙湾虽然叫“湾”，却连一滴水也没有，实际上是一片大沙漠的边缘。当人从沙包上往下滑时，沙子会发出一种特别的轰鸣声，响沙湾由此而得名。但这种现象只有在气候特别干燥时才会出现。我们的运气不佳，谁也没有滑出什么声响，大概和前些天下过一场雨有关。
成吉思汗陵其实不是真的，因为当年蒙古人的习俗是，人去世之后就埋葬在草原上，地面不留任何标记。有地位的人死后，还要用许多马在上面来回奔跑，以利消除痕迹。等到第二年春天草长起来，就更踪迹全无了。因此成吉思汗到底葬在何处，已是一个千古之谜，无从考证了。
但这个陵区建设得颇具规模，一个应该算纪念堂的圆顶建筑，形状很像蒙古包，里面有些马鞍、弓箭等展品，还有一些不是很精美的绘画。
我们一部分人住在平房里，还有一些人住进了蒙古包。
当天的晚餐很有特色，大家分批吃饭，地点在一个特大型的蒙古包里，贯穿了一场非常棒的歌舞表演，主要情节是一场蒙古人的婚礼。唱歌的一个个嗓音纯正，歌声嘹亮，绝对不亚于“春晚”的某些专业演员，一问才知道都是这里的服务员表演的，纯业余选手。而且每年十一过后，这些游览地就基本上没有人来了，服务员们就地解散。我当时就想，如果把他们介绍到北京的哪个饭店去，只在冬季表演，一定很受欢迎。
在呼市的最后一顿午饭是在一个“莜面大王”的餐馆里吃的，供应的全部是用莜麦面做的食品，有面条、花卷等，足有几十种。我从来不知道莜麦还这么好吃，而且这个餐馆离我们开会的地点并不远。早知如此，我宁可每天到这里吃一顿，也不愿吃饭店的千篇一律、十人一桌的会议饭。
上海
早在1964年我出国留学前就去过一次上海。参加工作后，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吧，上海是大家最想去的出差目的地。因为那时市场供应总体上还不行，上海的轻工业品花样繁多，价格便宜，出一趟差总能带一些好东西回来。比如，我曾在那里只用20元就买了一件纯羊毛的毛衣，只用10元就给父亲买了一双质量不错的皮鞋等等。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海却成了谁也不想去的地方，原因之一是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土特产，轻工业品的质量和花色也不如广东福建等沿海开放地区；二是很多人都对上海人那种视所有的外地人（包括北京人）都是“土老帽”的“大上海主义”非常反感。我曾在上海参加过几次会议，印象都不深，而令我念念不忘的只有那次我不得不在最炎热的季节跑的一趟“窝囊之旅”。
大概是1995年8月份吧，我们一个编辑惹了一个祸，她编辑的一套中学生教辅书，作者是上海的。作者提出自己印刷，这个编辑就给人家开了委印单，大概每种书是5000册左右。结果对方私自大量加印，最多的一种印了8万册。上海市出版局发现市场上有大量的这种教辅书，到印刷厂一查，却没有出版社的委印单。上海出版局的电话打到总编室，我们才如梦初醒。我把那个编辑叫来询问，她只吓得一个劲地哭。因为这种出版社对印刷失控的事，在当时完全有可能被定性为“卖书号”行为，而卖书号对于出版社来说则够得上“死罪”——轻则停业整顿，重则吊销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让出版社关门大吉。
社长金涛急得不行，命令时任常务副总编的我和总编室主任俞天真马上出发，到上海“救火”。
那年夏天，上海特别热，连续许多天的最高气温都超过38摄氏度。我们一下飞机就领略到了难耐的闷热。但当时也顾不上了，赶紧打出租车直奔出版局。见到发行处处长后就一股劲地自我检讨，说我们平时管理还是很严格的，说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违规现象，说这次是一时疏忽，说我们已经在查找漏洞，并对有关人员采取了处理措施（其实并没有），说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等等，就差当面自己扇大嘴巴了。那个处长说这件事已经闹得比较大，那几个非法加印的人里有上海几个大出版社的退休老总，这次处理肯定包括那几个老总办的公司、印刷厂、书店等等，就是各个环节都会一查到底。还说他会把我们的话向领导汇报，但对我们的处理意见需要局领导来定。
我们听了，心中更加不安，便提出希望见见局长。处长说局长很忙，让我们先回去。我们哪敢怠慢，找地方住下后琢磨对策。
一是这个事在处理上是有灵活余地的，宽一宽、紧一紧都在人家上海出版局手里。因此要想办法让发行处处长给我们说点好话，至少也不能落井下石。
二是必须想办法见到他们的局长，只要局长肯见我们，就说明可能对我们“从轻发落”。
于是我们就双管齐下，一是联系发行处长，希望他单独和我们谈谈。我们临来时只带了几本《旧中国大博览》等拿得出手的书准备用来打通关节。连孔乙己都说“窃书不算偷”，说明凡是关于书的事都是很文明的，送书仅是文人之间的高雅交往，与“行贿”这种劣行风马牛不相及。说实话，如果领导让我拿钱行贿，我宁可被开除也没这个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