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她的一儿一女都很坚强、争气，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女儿汪杏芬和女婿洪廷基生有小洁、佩仙两女，声涛一子。儿子汪锡麒与儿媳陈莉英生有汪晟、汪亮两子。现在他们都住在上海，第三代也都长大了，有的留学英国，有的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两家人都事业有成，是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生活美满幸福。
二姐王小嫒出生不久，我母亲就把她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了，一是和我们那儿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关系，二是可以减轻家庭负担。那户人家有了一个儿子，等他俩都长大了，就让二姐嫁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二姐渐渐成为了一个善良、勤劳、朴实的农民，一辈子忙于务农。由于二姐夫去世太早，她为了养育三个儿子真是历尽艰辛，等到孩子们长大成人了，生活才有所改善。现在经济收入稳定，一家人在环境宜人的婺源居住，一点不比城里人的生活差。如今，二姐和她的大儿子都已不在了，二儿子汪长庚生有一儿鸿波一女莉云，三儿子汪汝和生有一女莉萍，都已长大，仍住婺源，生活安定。
哥哥王啟基，小学毕业后就到上海当学徒，吃了一些苦，为人精明能干，从商几十年，业务娴熟，后来成为他们那个行业中的骨干力量。他去世的时候，我回去参加他的葬礼，他们工作单位派人来给他读悼词，对他一生的评价颇高，由此可见他的贡献之大。他的颜体书法写得也有一定水平。
我的嫂子詹葆蒔，善良、忠厚，为子女操劳一生，她和我哥哥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长大后，听话孝顺，生活越过越好了。大儿子烈生和大儿媳马碧清生有一女王春蓓；二儿子祥生和二儿媳徐顺英生有一子王成效；三儿子健生和三儿媳邬桂芬生有一子王成磊。女儿玉云和女婿支毓升生有一女支文珏，其中除成效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工作外，其他人均大学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在上海成家立业，事业有成，生活美满。
哥哥和嫂子非常孝顺我的父母，因为他是大哥，我跟他的年龄相差9岁，所以父母的事情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我就很少尽到责任。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生了场大病，在老家总也医治不好，哥哥、嫂子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哥哥在外打工，经济收入不多，他还是把父亲接到上海去治疗，实属难能可贵。上海的医生说父亲的病是无法医治的，但哥哥还是坚持给父亲治病，花了不少钱，也吃了很多苦。
母亲年岁大了，住在婺源没有人照顾，身体又不好，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不能走路，下半身几乎瘫痪。1953年，哥哥叫我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上海来，一直到1956年母亲去世，都是我哥哥、嫂子在照顾她。我1954年毕业以后来北京工作，无法在母亲身边尽孝道，但在经济上我应该负担，我自己一个月只留8块钱维持生活，其余34块钱的工资全部寄给母亲，但是看病、生活、洗衣服这些具体的事情还是要哥哥和嫂子来照顾的，对这件事我到现在还是很内疚，我没有尽到孝道，对不起父母，也亏欠哥哥和嫂子。
我能到上海读书也全靠哥嫂的关心和照顾。在婺中读高中时，哥嫂对我说：“上海学习条件好，你爱读书就到上海来读吧。”有了他们这句话，我才能到上海去。当我看到他们在上海过着拮据的生活时，我心中很感动，为了不给哥嫂增加经济负担，我凭优异的成绩得到了南洋烟草公司的助学金，解决了我上学的经济困难。一年后，我和哥嫂商量是否能去报考大学，此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儿子了，结果嫂子开口了，她说：“你去吧，实在没有钱，把我的耳环和戒指卖了。”我当然不能让嫂子为我读书去卖首饰，但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鼓舞，我考取了同济大学，不仅学杂费全免，学校还给生活补助。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这就要感谢新社会，感谢共产党。
我衷心地感激哥哥和嫂子对我的爱护，我父亲早逝，长兄为父，我母亲仙逝后，长嫂为母，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哥嫂先后去世时，我悲痛万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我会永远怀念他们！
岳母
岳母程美芳是一个善良、纯朴、乐于助人的慈祥母亲，岳父去世早，所以她三十多岁就守寡，和独生女儿相依为命，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非常不容易。我们的三个儿子上小学之前都是岳母帮助照顾的，养育之恩，永不能忘。她还帮助邻居做了许多的好事，深受四邻的爱戴。
我的妻子
妻子詹丽娟是高级经济师，1931年10月16日出生于江西省婺源县段莘乡西安村，那是一个山清水秀居民百户的小山村。祖父和父亲均在上海经商，所以她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上海南洋女中附属小学上学。10岁时，由于日本侵略，她回到了老家婺源读高小。我跟她是小学同学，她比我低两年级，一个年级就一个班，我们天天见面，所以互相都认识，只是没什么交流。小学毕业，我去了婺中，她去了邻县屯溪的皖南中学读初一，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上海市的上海女中上学。
我高三转去上海读书时又遇见了她。同乡人彼此都很熟悉，节假日时我们就在一起玩。她知道我的学习成绩在我们家乡那一带是出了名地好，所以在高考的时候，她就来向我请教问题，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了。我给她补习功课，从补习当中产生了感情，后来她考入了上海财经学院高职班读工业管理专业，也非常感谢我。从此，我俩就常在一起玩，她还和我一同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运动，发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进行配合上海解放的宣传工作。前前后后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1951年7月，她由学校统一分配到上海电机厂计划科，负责成本会计工作。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多次获奖，还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8月16日，我们结婚了。结婚后，由于我常年出差在外，这个家全交由她一个人。她父亲在她八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从小就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不识字，所以她就早当家。有的时候那些本家还欺负她们娘俩，她要保护她母亲，不管是谁，只要欺负到她们头上，她就不客气地站出来维护母亲的利益，她从小就有这个胆识，所以性格正直、倔强，管家的能力也是从小就锻炼出来了，料理事情井井有条。我们结婚以后，除了她母亲帮助我们照顾年幼的孩子以外，其他的事情全部由她一个人承担，她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常年出差在外，她也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
那时家里生活相当困难，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她一针一线亲手做出来的，直到孩子长大，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不只是我们一家如此，那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况，连上班穿的衣服上都有补丁，就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她照顾孩子们上学，照顾我，还要料理家里一切杂事。
我对父母没有尽到多少孝道，是我哥哥嫂子管的，我对儿女也没有尽到太多的责任，是我妻子管的。他们为我奉献了很多，我很感谢他们。在“文革”那个社会极其混乱的年代，我妻子能把三个儿子教得那么好，让他们都考上大学实属不易。同时她还在北京市仪表局管理北京市的全部仪表工厂的生产，经常下乡去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工作岗位上还年年是先进生产者，家里的奖品无数。
结果她把身体累垮了，体重由100斤瘦到70斤。困难时期，三个儿子常常生病，那时又没有出租车，都是她背着孩子坐公共汽车上医院的。医生看她瘦得已是皮包骨，就给她开了补助牛奶票，她自己舍不得吃，牛奶都给幼小的儿子喝了。
现在想想，我真是佩服她，但更多的是感到非常对不起她，那困难是一般人克服不了的，可她一个女人却坚持下来了。